从本案看实体法及交易习惯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影响/唐正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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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企业社会责任践行

王胜宇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统一体。道德义务是未经法定化的、由义务人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是对义务人的“软约束”。法律义务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的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是对义务人的“硬约束”，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法律化。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完善规范企业内部行为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企业法是伴随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制定的。迄今为止，已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公司法》在强化企业（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安排。如第52条第2款、第71条和第118条对公司监事会的公司职工代表比例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第45条第2款和第68条要求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公司职工代表；第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允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制度。然而《公司法》第五条规定仅仅是一个原则性条款，旨在宣示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性质、内容，以及企业不履行其社会责任（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等都没有明确地予以规定。具体制度安排强化了职工在公司机关中的地位，为维护职工（雇员）利益打下了制度基础，但债权人等其他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仍然不能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他们的利益仍然无法在企业（公司）的经营决策中得到体现。
　　首先要充分理解、领会和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经营决策程序、企业经营者资格、法律责任等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纳入具体制度安排之中，使《公司法》彻底摆脱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理念的羁绊。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引入其他相关制度，例如欧洲的“共同决定”模式，日本的“经理协调”模式，美国的“利益相关者论”模式等等。具体如职工持股制度，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参与制度，外部独立董事制度等等。通过“共同治理”、“相机治理”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使企业经营者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予以关注，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完善规范企业外部行为 的法律制度
　　从规范企业外部行为的角度看，经济法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内容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之中，包括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然资源法、税法等等。目前这些法律、法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均从各自的主旨和角度出发，规范之间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所必需的统一性，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正是由于现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范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现实中守法经营者惨遭淘汰，投机钻营者方有利可图，规避法律者司空见惯。法律“惩恶不力、扬善不足”是目前许多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为了利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不惜违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公司法》第五条已经明确企业（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主体的基础上，从规范企业外部行为的角度，加强现行经济法体系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的协调，将分散于诸多经济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范，统一纳入社会利益本位理念之下。应增补或修改有关法律的相关条款，从不同的范围和角度全方位建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包括破产法（债权人利益）；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利益）；自然资源法（社区及环境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法、（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上述相关的法律制度必须内蕴一致的社会责任价值追求，兼顾各方利益，造成忽视社会责任的经济行为不能获利并受到惩罚客观效果，将企业的逐利行为纳入自愿守法的轨道。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是企业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供应商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现代会计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是推动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并披露践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是企业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和行动。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应该区分为自愿披露和被要求披露的两部分，被要求披露的部分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制企业必须披露，对于不披露的要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自愿部分则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披露。我国企业被要求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福利的社会责任；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等。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法律推理与司法独立


秦策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容更多的内涵。把某事物认定为独立，至少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二是该事物具有与众不同的运作方式或规律。对于司法而言，前者主要是指机构与权限的独立；后者则意味着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的独特。机构与权限上的分立构成了司法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司法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显示的则是司法活动的独立个性，这对于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同样具有实质性意义。

　 事实上，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正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昂格尔在揭示法治特质时指出，近代西方法律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法律获得一种“方法论的自治性”，即法律推理具有使自己区别于科学解释以及政治、伦理、经济论证的方法与风格。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不仅确保法律共同体所独有的职业特色，而且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有效抵御政治、道德等因素的不恰当渗入，进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依法而治的法治精神。

　 司法中的法律推理是法官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把待决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的活动，它具有多方面的特质：首先是以严谨的逻辑性体现形式正义的要求。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法律推理与普通的逻辑推理并无二致。逻辑规律表明，凡带有必然性的推理，其结论必定以某种方式包含于前提之中；凡前提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在结论中。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判决本身就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而不是立法者未曾预料的新结论。因此，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使得法官的司法活动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取得了一致性，同时，法律推理的逻辑性质还意味“平等而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而这正是形式正义的基本要求。

　 其次是以严格的程序性保障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推理是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展开的。诉讼程序的意义在于：当事人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充分陈述自己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展开论辩，并对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作出理性选择。法官则在这些程序中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整理争论点，在当事人参与、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形成判决。严格的程序通过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达到对实质性权利的享有和运用，同时也保障了法律推理的合理性与司法过程的民主性。

　 再次是以价值的中立性抵御各种非法律因素的侵扰。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总是要负载一定的价值，而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立法活动常常要以利益的权衡、价值的估量为基础，但是，法官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却不能与立法活动相雷同，而应当独立于社会上各种关于价值观念的争议和评价；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他必须以实现法律规范及其内蕴价值为最高宗旨，排除各种非法律的价值因素，如政治争议、道德评价等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尽管有人对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持怀疑态度，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的是，法律推理如果失却了应有的中立性，不仅司法独立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会重蹈人治的老路。

　 第四是以推理过程的充分公示保证司法活动的可监督性。司法推理是人类理性能力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自然应当以周密的推理和有力的论证作为支撑。详述并公示判决理由，就是要求法官具体地剖析司法过程矛盾症结之所在，透彻地阐述其据以判断事实和解释法律的基础，清晰地展示其对于法律和正义的理解，从而把具有“私人性”的推理思维公开化。这既明辨了事理与法理，又避免了“暗箱操作”，使胜诉者倍感法律尊严，败诉者则知法服法，更为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对司法审判过程实施监督提供了依据。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推理的基本特性，也使它与道德评价、政治决策得以区分。道德评价往往以主体的价值观念为基准，因而它受制于不同个体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个体自身情感、愿望、利益与评价过程的高度相关性。道德评价中也有推理，但这种推理的目的是要在人的主观判断与群体的道德信念之间维持均衡，并不存在据以形成逻辑推论的终极准则。政治决策过程则显示出另外一种景象。尽管现代社会的政治议程也追求一定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但是，其中必然交织着不同利益集团、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与妥协，并由决策者来加以选择与权衡；同时决策者还须不囿于既定的方针，及时形成新的决策以应对情势的变化。可见，无论是道德评价还是政治决策，都不具有与法律推理相提并论的逻辑性、程序性、中立性和公示性。

　 法律推理所具有的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显示出司法活动中存在着一些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特殊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能将司法置于科学与客观的基础之上，以排除任意裁量，消除司法不公。总的来看，法律推理的独特性正是司法独立的内在保障，因而有必要将这种“方法论的自治性”作为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指标。否则，即使司法获得机构和权限上的独立性，其结果也无非是行政部门多了一个分支机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