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以第三者责任险非强制为由拒赔被法院驳回/叶文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1 19:20:30 浏览:8082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保险人以第三者责任险非强制为由拒赔被法院驳回
[案情]
2004年12月6日17时15分许，陈天某驾驶自己的闽F/70016货车自福建省漳平一广
场沿省道203线往龙岩方向行驶，行驶中与闽F/BA602二轮摩托车（后载林鸿某）
发生碰撞，造成黄某、林鸿某当场死亡、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04年12月25日
当地交警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认定：陈天某与黄某负本起事故的同
等责任，乘车人林鸿某不负本起事故责任。2005年4月8日，死者黄某父母、妻子
、女儿五原告诉闽F/70016货车主陈天某和中国人民财保公司龙岩市分公司（下
称保险公司），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各种损失计201000元。
另查明，2004年10月9日，陈天某就F/70016货车与保险公司签订第三者责任险，
保险责任限额50万元。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由于陈天某与黄某的不慎驶行，造成两机动车相撞致两个当场死
亡的交通事故，根据当地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两驾驶员负同等责
任，陈天某就F/70016货车向保险公司投了第三者责任限额50万元保险，保险公
司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承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的赔偿责任。五原告作为赔偿权利人要求陈天某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损害50%赔
偿责任，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保险公司以闽F/70816货车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
保险是非第三者强制保险为由，拒担责任的辨护意见不予采纳，因此，遂判决如
下：一、被告陈天某应赔偿五原告丧葬费7155元、死亡赔偿金81787元、被抚养
人生活费44724元，合计133666元。同时驳回五原告计算有误的赔偿诉讼请求。
二、被告保险公司应在F/70016货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陈天某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异议，但对保险公司是否要
承担责任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
虽然正式实施起，统一的强制第三者责任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但是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闽政（2002）2号]文件，即从2002年1月27日起在全省范
围内停止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改为自愿保险，如继续经营强制保险
[案情]
2004年12月6日17时15分许，陈天某驾驶自己的闽F/70016货车自福建省漳平一广
场沿省道203线往龙岩方向行驶，行驶中与闽F/BA602二轮摩托车（后载林鸿某）
发生碰撞，造成黄某、林鸿某当场死亡、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04年12月25日
当地交警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认定：陈天某与黄某负本起事故的同
等责任，乘车人林鸿某不负本起事故责任。2005年4月8日，死者黄某父母、妻子
、女儿五原告诉闽F/70016货车主陈天某和中国人民财保公司龙岩市分公司（下
称保险公司），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各种损失计201000元。
另查明，2004年10月9日，陈天某就F/70016货车与保险公司签订第三者责任险，
保险责任限额50万元。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由于陈天某与黄某的不慎驶行，造成两机动车相撞致两个当场死
亡的交通事故，根据当地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两驾驶员负同等责
任，陈天某就F/70016货车向保险公司投了第三者责任限额50万元保险，保险公
司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承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的赔偿责任。五原告作为赔偿权利人要求陈天某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损害50%赔
偿责任，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保险公司以闽F/70816货车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
保险是非第三者强制保险为由，拒担责任的辨护意见不予采纳，因此，遂判决如
下：一、被告陈天某应赔偿五原告丧葬费7155元、死亡赔偿金81787元、被抚养
人生活费44724元，合计133666元。同时驳回五原告计算有误的赔偿诉讼请求。
二、被告保险公司应在F/70016货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陈天某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异议，但对保险公司是否要
承担责任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
虽然正式实施起，统一的强制第三者责任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但是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闽政（2002）2号]文件，即从2002年1月27日起在全省范
围内停止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改为自愿保险，如继续经营强制保险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对向犯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1]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5．
[2] （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Ｐ234．
[3]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Ｐ453．
[4]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8，Ｐ339．
[5] 张明楷．刑法学（2）[M]．法律出版社，2003，Ｐ333．
[6]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8．
[7]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3，Ｐ545．
[8] 赵秉志．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Ｐ396．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新增了一个案由——监护人责任，该书中只是给出了简单定义，并未对该类案件的被告应为谁作进一步解释说明。这就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定混乱，有人认为应为侵权的未成年人本人，也有人认为应为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本人赞同后者，理由如下：
一、从这个案由的名称可以看出应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顾名思义，监护人责任即监护人的责任，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监护人应承担的责任。由于追究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因此直接列监护人为被告更合适。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应当承担责任。根据“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原则，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就应当得到补偿或者赔偿。而该原则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未成年人侵权的也应承担责任。如果规定未成年人侵权不承担你责任，造成无辜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赔付，这对被侵权人来说是不公平，也是有违公平原则的。因此，法律规定未成年侵权应当承担责任是合理的，应当坚持下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为宜。一般来说，未成年人都没有什么财产，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对于这些“能惹不能撑”的未成年人造成的侵害，应由谁来替他们担责合适呢？我认为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较为合适。这是因为法律赋予了他们监护的义务，而与义务相对应的是责任，如果不履行或者违反了某种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且这种侵害是因监护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所造成的，与监护人的这种不作为行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让监护人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二、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具有法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监护人未尽监护义务的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对这种案件定监护人责任为宜。对于监护人责任的性质，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补充责任说、替代责任说和结合责任说三种。
补充责任说认为，监护人责任是因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患者而处于监护之下的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根据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由监护人承担的补充性的民事责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的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替代责任说认为，监护人责任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因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由于被监护人没有责任能力，由其监护承担的替代责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结合责任说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与第2款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如果被监护人没有财产，由监护人替代他承担全部责任，具有替代性；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但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的，监护人所应承担的是剩余部分的责任，具有补充性；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且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监护人就无需承担责任。综合这三种情形，监护人责任为补充性的替代责任或者替代性的补充责任。
我认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其财产为限，超过的部分就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换言之，监护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除了未成年人能够承担的责任以外的部分。这种责任是具有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这里所谓的“替代”，就是不是应由监护人承担，而是代替被监护人承担，而且还可以追偿，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不是监护人，而是被监护人。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监护人监护的范围是被监护人能够自行承担责任的行为以外的行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监护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是替代性的，而是补充性，是不能向被监护人追偿的，即使被监护人以后有了足够财产。综上，我赞同补充责任说。
三、如果列未成年人为被告，案由就不应定监护人责任，而应定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追究的是监护人应履行监护义务而未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非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如果要追究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还是应以未成年人为被告，列其监护人为法定代理人。而且这两种案由的归责原则也不同，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为一般的过错原则，监护人责任纠纷安家为过错推定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且法律未对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作除外规定，因此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应适用该一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无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而且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
《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由该规定可以得出，对于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首先推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有过错，是因其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造成的，就应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除非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其尽到了监护责任。而且尽管监护人尽了监护义务，也不是免除其责任，而是适当减轻。因此，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
四、增加监护人责任案由，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不仅有利于执行，也有利于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减少未成年人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对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案件，如果以以前惯用的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立案受理，以侵权未成年人为被告，列其监护人为法定代理人，判决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该侵权未成年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有变更被执行人为其监护人。这一过程不仅繁琐，降低执行效率，而且也无法律依据。而以监护人责任为案由，直接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并对其执行，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这两个案由原告是可以选择的，无论选择哪一个只要符合立案条件，都应给予受理。在当前当事人法律水平普遍不高的特殊情况下，必要时法官也可以主动释明。
对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案件，以监护人责任为案由受理，如果原告的诉讼理由成立，判决监护人承担责任，并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说明因监护人未监护义务而应承担赔付责任。这就会给社会造成这样一种导向，如果家长不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监护人不履行好监护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不利的后果。这样，责任一经明确之后，监护人自然就会更加认真履行监护义务，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这样以来未成年人侵权的事件就会减少，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1]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5．
[2] （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Ｐ234．
[3]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Ｐ453．
[4]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8，Ｐ339．
[5] 张明楷．刑法学（2）[M]．法律出版社，2003，Ｐ333．
[6]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8．
[7]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3，Ｐ545．
[8] 赵秉志．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Ｐ396．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新增了一个案由——监护人责任，该书中只是给出了简单定义，并未对该类案件的被告应为谁作进一步解释说明。这就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定混乱，有人认为应为侵权的未成年人本人，也有人认为应为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本人赞同后者，理由如下：
一、从这个案由的名称可以看出应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顾名思义，监护人责任即监护人的责任，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监护人应承担的责任。由于追究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因此直接列监护人为被告更合适。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应当承担责任。根据“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原则，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就应当得到补偿或者赔偿。而该原则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未成年人侵权的也应承担责任。如果规定未成年人侵权不承担你责任，造成无辜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赔付，这对被侵权人来说是不公平，也是有违公平原则的。因此，法律规定未成年侵权应当承担责任是合理的，应当坚持下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侵害他人权利，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为宜。一般来说，未成年人都没有什么财产，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对于这些“能惹不能撑”的未成年人造成的侵害，应由谁来替他们担责合适呢？我认为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较为合适。这是因为法律赋予了他们监护的义务，而与义务相对应的是责任，如果不履行或者违反了某种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且这种侵害是因监护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所造成的，与监护人的这种不作为行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让监护人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二、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具有法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监护人未尽监护义务的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对这种案件定监护人责任为宜。对于监护人责任的性质，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补充责任说、替代责任说和结合责任说三种。
补充责任说认为，监护人责任是因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患者而处于监护之下的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根据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由监护人承担的补充性的民事责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的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替代责任说认为，监护人责任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因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由于被监护人没有责任能力，由其监护承担的替代责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结合责任说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与第2款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如果被监护人没有财产，由监护人替代他承担全部责任，具有替代性；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但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的，监护人所应承担的是剩余部分的责任，具有补充性；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且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监护人就无需承担责任。综合这三种情形，监护人责任为补充性的替代责任或者替代性的补充责任。
我认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其财产为限，超过的部分就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换言之，监护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除了未成年人能够承担的责任以外的部分。这种责任是具有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这里所谓的“替代”，就是不是应由监护人承担，而是代替被监护人承担，而且还可以追偿，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不是监护人，而是被监护人。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监护人监护的范围是被监护人能够自行承担责任的行为以外的行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监护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是替代性的，而是补充性，是不能向被监护人追偿的，即使被监护人以后有了足够财产。综上，我赞同补充责任说。
三、如果列未成年人为被告，案由就不应定监护人责任，而应定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追究的是监护人应履行监护义务而未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非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如果要追究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还是应以未成年人为被告，列其监护人为法定代理人。而且这两种案由的归责原则也不同，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为一般的过错原则，监护人责任纠纷安家为过错推定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且法律未对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作除外规定，因此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应适用该一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无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而且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
《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由该规定可以得出，对于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首先推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有过错，是因其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造成的，就应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除非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其尽到了监护责任。而且尽管监护人尽了监护义务，也不是免除其责任，而是适当减轻。因此，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
四、增加监护人责任案由，列侵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告，不仅有利于执行，也有利于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减少未成年人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对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案件，如果以以前惯用的人格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立案受理，以侵权未成年人为被告，列其监护人为法定代理人，判决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该侵权未成年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有变更被执行人为其监护人。这一过程不仅繁琐，降低执行效率，而且也无法律依据。而以监护人责任为案由，直接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并对其执行，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这两个案由原告是可以选择的，无论选择哪一个只要符合立案条件，都应给予受理。在当前当事人法律水平普遍不高的特殊情况下，必要时法官也可以主动释明。
对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案件，以监护人责任为案由受理，如果原告的诉讼理由成立，判决监护人承担责任，并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说明因监护人未监护义务而应承担赔付责任。这就会给社会造成这样一种导向，如果家长不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监护人不履行好监护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不利的后果。这样，责任一经明确之后，监护人自然就会更加认真履行监护义务，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这样以来未成年人侵权的事件就会减少，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