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司法解释(四)建议稿(2012年）/王礼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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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07年,俞某与毕某(女,时年60岁,香港人)相识。2009年3月31日下午,毕某因俞某提出将借500万元给自己而从香港来无锡,在俞某所开办的公司内,俞某与毕某就经济往来问题进行了交涉,俞某的儿子俞某强、女儿俞某华、女婿陈某在场。毕某在俞某等人书写的借条上签字确认,该借条载明:“我,毕某分两次向俞某借款共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将于2009年6月1日前归还。如逾期不还,我同意以无锡市滨湖区百合花园A-18号房产转让给俞某。如发生纠纷,在无锡当地法院上诉”。当晚,毕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借条系受到威胁而签下的。

　　在交涉上述事项时,俞某进行了录音。录音内容反映:毕某表示不愿意到厂里,俞某:“没事,小强(俞骏强)不在厂里,你放心,我保证你没事,我拿给你手续做好,马上就走”(指毕某向俞某借款500万元的手续);俞某“你香港来往的信件、离婚证书、你基本上整个的证件我都帮你保管,只要事情解决好,我会给你的”;俞某说:“帮她保管好”,毕某喊道:“你不可以拿我的包”,俞某大声喊:“不要给她,弄好了再走,弄不好不会走的”;“把它关掉,退出来就关掉了(关手机声音),这是啥个证件?港澳通行证、香港身份证,拿走”;毕某:“我包里要拿点衣服,我冷的,把包给我,我要拿点东西”,俞某:“不,现在没有办法了,逼到我没有办法了”;“我(毕某儿媳)妈妈到了吗?怎么手机打不通,在你那里吗?”,俞某:“到了,不在这里”。毕某认为这些录音内容充分反映其受到胁迫,借条是被迫签名的。

　　俞某据借条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俞某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不成立,遂通过依法行使释明权,询问俞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俞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为欠款纠纷。审理过程中,俞未能就毕某欠款400万元进行有效举证。

　　二、主要争议问题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毕某签订借条是否出于受到胁迫。

　　第一种意见认为,毕某在借条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毕某本人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字的。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意思表示真实…”。本案中,毕某是在俞某答应借给其500万元的情况下才从香港来无锡,然后,毕某被俞某带到俞的公司,整个借条的书写过程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并且俞某和儿子、女儿、女婿四人一直在现场,俞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反映整个过程有威胁的言语和行为,如俞某等人扣押了毕某的手袋、手机和相关证件,变相限制其自由。事后,毕某即向派出所报案,陈述称其是受到了俞某等的威胁才在借条上签字的,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受到威胁的事实。

　　第二种意见认为,毕某没有受到胁迫,其在借条上签字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多发,不少当事人在追回借款遇到诸多困难,在当事人的手段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时不应认定属于违法情形。本案的证据之一录音中并没有殴打、恐吓、惊吓等言语的出现,虽然毕某的包、手机等物品被控制,但毕某本人的人身自由并没有被完全限制,且签订借条的持续时间不算长、签订借条后毕某本人也离开了。因此,毕某的签字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的借条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借款实际发生的证据。

　　三、评析意见及理由

　　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根据该案事实,笔者认为,可以认定毕某在借条上签字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借条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

　　1.俞某以借给毕某500万元为幌子,将毕某接至其公司内,而后与亲属一起对毕某采取了强行将毕某的手提包及各种证件扣留、强行将毕某的手机关机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以及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这些行为足以使一个身处异地的身为香港居民的60多岁的女人感到无助和害怕,这在事实上起到了胁迫毕某的作用,而且,毕某在恢复人身自由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应当认定毕某在“欠条”上签字是受到胁迫的结果,该签字不是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2.400万元欠款的组成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欠条”持有人承担不利后果。俞某陈述400万元是分4次以上陆续付款给毕某,但“欠条”上写明是分2次借款400万元,明显存在矛盾,且俞某提供给法院的给付毕某400万元款项的证据中,有100万元无法证明收款人为毕某,另200万元为公司法人之间的纠纷。俞某所称的打到毕某的信用卡的160万元,证据显示只有40万元打到毕某的信用卡。

　　作者单位:江苏无锡滨湖区检察院
非理性对现代法治的破坏

2000年12月20日 00:40 郝铁川
　　农业民族生活在经验世界中，较之于商业民族，其生活方式和内容是简单的，简单的生活产生简单的感情，简单的感情产生简单的思维，简单的思维必然导致理性的匮乏。
　　法律体现的是理性，非理性的横行势必阻碍法治目标的实现。
　　第一，非理性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利于由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向守成式、建设型的法治的转变。
　　群众运动往往是正义性和盲目性同在，本能性和理想性并举，神圣性和非理性共存的社会历史活动。群众运动的动力来自情感燃烧的力量，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点。在反抗压迫他们的不合理秩序时，有着原始的冲动，能反映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状况，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支柱，则不能找到这种不合理的根源，不能提出实现社会合理性的正确方向，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大轰大嗡，盲目激进。
　　中国几千年来停留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非理性思维特点。表现之一便是中国人常常欣赏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式、剧烈革命型的法治。这种法治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却令人不敢恭维。当年，我们曾不顾宪法规定，在短短三个月内，一下子建立70多万个人民公社，期望拔高公有化的水平；又调动千军万马去大炼钢铁，期望在七八年内赶超英美；还规定家家不准冒烟，都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期望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但结果怎么样呢？“一枕黄粱再现”。后来的十年“文革”，出发点是所谓“反修防修”，保证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但事与愿违，十年运动变成十年动乱。
　　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在社会形态更替时期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向守成式、执政建设型的法治转变。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第二，非理性以情为本，喜欢宣泄感情，将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理性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院的判决书中经常出现“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的语句，“民愤”成了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罪刑法定的现代法治原则变成了罪刑“民愤”定。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固然是最高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可以直接表现为法律。相反，它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如果把罪刑法定变成罪刑民愤定，必然带来罪刑擅断主义。因为民愤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常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文革”期间，“四人帮”正是依照所谓的罪刑民愤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理论，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说什么“民兵办案是政法工作的大方向”；他们在辽宁的亲信推行什么“五群”（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第三，非理性喜欢一蹴而就，“过把瘾就死”，而不重视程序、过程，导致程序虚无主义的泛滥。
　　非理性是农业社会生活简单化的反映，因此，农业民族做起事来十分粗糙，说起话来十分简短。有一段相声说道，最能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人，对话最简单。“谁？”“我。”“咋？”“尿。”四个字就构成了一对夫妇夜间的一组对话。
　　语言过于简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维的幼稚。幼稚的思维势必导致司法活动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人人都可以坐堂问案，司法人员无须职业化；二是认为程序可有可无，关键是法官的内心体验、直觉顿悟。
　　非理性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一种可怕的习惯思维，是现代法治的天敌。孔子说“克己复礼”，我们不妨说“克己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