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轻微殴打致死从三点把握定性/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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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


（签订日期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１日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１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一致认为，保持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和加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二、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并认为进一步发展双边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

　三、双方重申，恪守一九九二年一月发表的《中哈建交公报》、一九九二年二月签署的《联合公报》和一九九三年十月签署的《中哈友好关系基础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决心面向二十一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水平。

　四、为此目的双方决心采取积极和全面的步骤：
　　（一）在政治关系方面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发展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相互信任与理解，保持经常和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坦诚、善意和考虑相互利益的精神解决出现的问题；
　　——严格遵守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尽快开始勘界立标工作，并以有关目前两国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本着平等协商、互让互谅的精神，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继续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势力在本国境内从事针对对方的分裂活动；
　　——从相互尊重各自人民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出发，相互介绍其改革的政策与实践；
　　（二）在经贸领域
　　——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缘相近和经济互补性的优势，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双方的条件与可能，逐步实现向国际规范的经济关系形式过渡，优先考虑在能源、冶金、石油化工、矿肥生产、交通、纺织等领域的合作；
　　——提高合作档次和质量，根据需要和可能，增加重大项目合作比重，其中包括积极探讨铺设哈萨克斯坦至中国太平洋沿岸途经两国领土的石油管道项目合作的可能性；
　　——切实落实两国政府签署的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根据国际经贸关系惯例和实践，改善各自国内的投资环境，提高两国实业界在相互投资领域的积极性；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落实业已签署的双边经济、贸易和金融条约与协定，并继续努力以完善和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
　　——为鼓励和支持作为两国经贸关系主体的企业和公司，特别是有实力、信誉好的大企业和大公司，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和发展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客货运输畅通无阻。为此，将全面落实业已签署的或准备签署的有关双边和多边协定；
　　——鼓励发展两国银行领域的联系与合作；
　　——积极开展中哈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使其充分发挥协调和促进两国经济联系的作用；
　　——更积极地发展中哈两国地区间，特别是边境地区间的经贸合作；
　　（三）在军事政治领域
　　——促进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和发展联系；
　　——努力加速制定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两国边境地区友好、信任与合作的气氛；
　　——在互利和考虑两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基础上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四）在人文领域
　　——加强对双边人员往来的管理，根据双边协议和国际法准则，切实保障一方公民在另一方境内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业已签署的两国政府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准备签署的其他有关协议的框架内，按照国际通用惯例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
　　——拓宽双边文化联系和教育领域的交流，首先支持两国有关部、委和部门落实在这些合作领域已经达成的协议；
　　——支持双边旅游交流的发展，认为旅游对中哈两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对方悠久的历史、独特文化和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五）在国际关系方面
　　——为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两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并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协作，就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协调立场；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共同努力，认为该秩序应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权利等原则的基础之上；
　　——坚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平等合作，不受歧视地参与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主张亚太各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相待，本着睦邻友好精神相处；反对谋求霸权或势力范围；主张为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加强互利合作；反对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扩散；亚洲国家间的领土、边界争端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应根据有关国际公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遵循协商一致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促进中亚各国同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多方面联系，为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作出贡献。基于这一立场，中方积极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愿同亚太各国一道共同探讨真正安全与平等合作的有效途径；
　　——支持中亚各国为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强地区合作以及地区各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所作的努力，并认为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符合该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

　五、中方重申，始终支持哈萨克斯坦为发展经济，稳定国内局势，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
　　哈方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不和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六、中方高度赞赏哈萨克斯坦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再次重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呼吁其他核武器国家采取相同立场。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主张在这个范畴内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呼吁早日谈判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
　　哈方高度赞赏并同意中方的上述立场，强调一九九五年二月发表的中国政府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重申愿为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同中方相互协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代　　　表　　　　　　　　　　　　　　　　　代　　表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于北京
共犯过限的司法认定
赵丰琳　史宝伦

　　所谓共犯过限，又称实行过限，是指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某种超出共同谋议的犯罪范围的行为。共犯过限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发生在共同谋议之罪的实施过程当中；第三，这种行为是由实施犯实施的，其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第四，这种行为超出了共同谋议范围。可见，共犯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而发生的，同时又与共同犯罪有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的特殊性上。由于共犯过限是由实行犯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罪过，因此，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承担，而其他共犯只承担谋议之罪的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的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忽略共犯过限的界限，不加分析地将实践中出现的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与共同谋议之罪有着某种差异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共犯过限的作法是错误的，它会导致刑事责任的错误认定，危害极大。因为如果我们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对这种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以下情形：
　　其一，这种行为虽然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实行犯实施而其他实行犯并不明知(这种“明知”包括事后认可)，但该行为并不违背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如组织犯、教唆犯等的主观意志；其二，这种行为虽然与共同谋议之罪有所差异但并不都是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例如，当共同谋议内容不太明确时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就特别需要仔细推敲。上列情况下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的主观罪过。可见，并不是与共同谋议之罪相伴发生所有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简单地将这种行为都排除在共同谋议范围之外，进而一概否认其他共犯刑事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找出这种行为与各共犯之间、与共同谋议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做出正确处理。
　　我国刑法没有对共犯过限及其刑事责任做出明文规定，但刑法关于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等的有关规定为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特别是主观罪过与刑事处罚之间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同一般刑事犯罪一样，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对一种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要以其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为前提，如果我们有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是明知的而且积极追求或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他们对这种行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行犯实行的行为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下，以及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超出共同谋议范围比较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共犯而言，应以该行为是否违背其他共犯主观意志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对于那些不违背其主观意志的共犯，这种行为不属于共犯过限，他们应当同该实行犯一起对这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对各共犯的主观意志逐一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其主观状态，是认定共犯过限与否的根本途径。
　　由于共犯的主观意志一般是通过共同谋议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同时，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身份、地位不同会导致其主观意志对整个共同犯罪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对共犯主观意志的分析，应从共同谋议的内容以及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两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首先，要考察共同谋议的内容的明确性。如果共同谋议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而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对象、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那么，凡发生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例如实施了与共同谋议性质不同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范围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程度的行为等都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但如果共同谋议内容并不明确具体，而是很概括，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体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等，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存在共犯过限问题，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即可。
　　其次，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察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表现。
一、对于共同实行犯
　　实行犯是共同犯罪具体行为实施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犯罪意图，并且通过各自的行为将犯罪意图付诸实现。实行犯在主观故意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及其他共犯的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的联系性，这是确定实行犯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在共同犯罪中出现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其他行为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其他实行犯自始至终不知道，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没有罪过，则该行为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其他共犯只对共同谋议之罪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在场，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作为——即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或不作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观，从而对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放任的状态，这种行为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凡参与实施的实行犯都应承担刑事责任1；
　　第三，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如大加称赞、参与分赃等，说明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他们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应与该实行犯一起承担责任。
二、对于组织犯
　　组织犯在犯罪集团或其他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他们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肇事者、行为的策划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对整个共同犯罪活动起着支配、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了对组织犯的一般处罚原则，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首先，由于比较明确的分工是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组织犯有时并不具有实行犯的身份，因此，是否亲自实施犯罪不是确定共犯过限的标准，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由组织犯所组织、策划的，这种行为就是组织犯主观意志的体现，他们对这种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由于比较明确的目的、比较周密的计划是集团犯罪的特点，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一般具有较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些都是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组织犯)决定的，因此，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首要分子制定、组织的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为实现整个犯罪计划所必须的，不论行为的性质、危害的范围及程度，都不违背首要分子的主观意志，首要分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不宜从中划定共犯过限；只有在首要分子对所组织的犯罪行为有很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有明令禁止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明显违背这种要求时才构成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实行犯独自承担，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对于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其他共同犯罪要特别注意在共同谋议的内容不太明确时共犯过限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的内容、范围，不是明显违背组织犯的主观意志以及当组织犯对实行犯实行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事后予以认可时都不属于共犯过限，组织犯应与实行犯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三、对于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中犯罪意图的制造者、灌输者，同时他们不直接实施犯罪而是假他人之手实现其犯罪意图，在共同犯罪中扮演幕后策划者的角色。我国刑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了对教唆犯一般处罚原则，即“教唆他人犯罪的，应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教唆内容密不可分，其犯罪意图又是通过教唆内容具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教唆内容的研究是对这类共同犯罪进行研究的关结点。
　　在教唆犯比较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进行教唆时，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教唆内容以外的其他性质的行为，这种行为即超出教唆范围，教唆犯对此没有主观故意，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如果被教唆人只是实施了教唆之罪，还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在教唆犯只是概括地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只要被教唆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不论其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
　　第二，在教唆犯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如果被教唆人的行为超出教唆范围，即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属于共犯过限，教唆犯对这种行为没有主观故意，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教唆犯只对属于其教唆范围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在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时，即概然性教唆情况下，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教唆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并予以实施，则不违背教唆犯主观意志，都应视为教唆犯教唆的结果，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2。
四、对于帮助犯
　　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犯罪的实施，但为实行犯的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由于帮助犯是在其他共犯的犯意已经产生之后而为其他共犯实现这种犯意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如提供犯罪工具、犯罪信息等，因此，帮助犯对其他共犯提供帮助时，在主观上对被帮助人的犯罪意图及其本人的帮助后果是明知的，这就决定了帮助犯的行为是有明确指向的。所以，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实行犯实施了帮助犯意图以外的其他性质的犯罪，或实施了超出帮助犯所意图侵害的对象、危害的程序的犯罪，则违背帮助犯的主观意志，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实行犯承担，而不论实行犯是否利用了帮助犯提供的帮助3。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从不同角度认真分析各共犯对共同犯罪中有关行为的主观意志状态，才能正确认定共犯过限及相应的刑事责任，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保证司法公正。
　　
　　注：
　　1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3—504页。
　　2参见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3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766页、第781—782页。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