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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通信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0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通信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通信经营与管理
第四章 邮电通信服务与社会保障
第五章 通信安全与保护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通信管理，提高通信服务质量，促进通信事业发展，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通信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通信，是指公用通信和专用通信。
公用通信是指邮电部门经营的邮政通信和电信通信（以下统称邮电通信）以及非邮电部门受邮电部门委托所经营的通信业务；专用通信是指部门、单位内部使用的通信。
第四条 省邮电管理局是本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和通信行业主管部门。
各市、地、州、县（市）邮电局（含邮政局、电信局），负责所辖区内的邮电通信工作，并对专用通信网行使通信行业管理职能。
设有专用通信网的单位负责本通信网内部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通信工作的领导，促进通信事业的发展。
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邮电部门共同做好通信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通信设施的义务。
第六条 邮电通信企业应当为社会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电通信服务，并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通信建设应当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
提倡国家、集体、个人多方面筹资兴办通信事业。
第八条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通信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通信发展规划，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资金、物资等方面支持通信事业的发展，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税收、信贷和筹集资金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省内邮电通信干线，由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建设。
县至乡镇及乡镇所在地的邮电通信网，由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建设；农村电话通信设施由当地人民政府与邮电部门联合建设。
乡镇所在地至行政村的通信网，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规划并组织建设。
第十二条 城镇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区、工矿区、经济开发区、交通枢纽，应当同时规划、建设邮电通信服务网点。
第十三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办公楼、住宅楼及其他永久性公共建筑，应当配套建设通信设施。大中城市必须预设楼内电话管线，其他城市应当结合当地经济状况和需要预设楼内电话管线。城镇住宅楼应当设置信报箱。
楼内电话管线、信报箱的设计与安装要列入建筑设计规范和竣工验收项目，所需费用计入建筑工程成本。
第十四条 邮电部门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合理规划邮电通信网，在方便群众的地方依法设置邮筒（箱）、邮亭、报刊亭、公用电话亭（点），并且开展流动服务。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在选址、用地等方面提供方便。
第十五条 专用通信网的建设，应当与公用通信网统筹规划，协调发展，避免重复建设。
在公用通信网覆盖区域内，除军队、铁路等有特殊要求的部门以外，其他部门一般不得自行建设长途通信线路；在公用通信网覆盖区域外，鼓励其他部门与邮电部门联合建设长途通信线路。
各种通信网的规划、设施与建设要防止和避免电波相互干扰。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长途通信网和需要进入公用通信网的局部性通信网，应当经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再到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通信设施建设需征用或临时占用土地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建设通信设施，损坏青苗、树木的，按有关规定赔偿损失；通信线路需要经过桥梁、隧道、人防工程或其他建筑物时，对其使用没有影响的，不予补偿费用。

第三章 通信经营与管理
第十八条 下列国内、国际公用通信业务由邮电通信企业统一经营：
（一）信件和其它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
（二）邮票的发行，集邮品的制作。
（三）长途电话、电报、传真、数据传输通信业务。
（四）市内电话、无线寻呼、电召、移动通信业务。
（五）电信设备和电路出租业务。
（六）电话号码簿和邮政编码簿的编印发行。
（七）国家规定由邮电通信企业经营的其他业务。
前款规定的公用通信业务，未经邮电通信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报刊出版部门应当充分利用邮政报刊发行网，做好报刊发行工作。邮电部门应当与报刊出版部门协作配合，提高服务质量，充分发挥邮政报刊发行网的主渠道作用。
第二十条 印刷单位印制通信使用的信封和明信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组织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信封和明信片。
第二十一条 专用通信网只限内部使用。在公用通信网履盖范围以外的地区，设有专用通信网的部门和单位可以临时经营部分公用通信业务，但需经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第二十二条 邮电通信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国家和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电业务。受委托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持邮电通信企业的委托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第二十三条 经营公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执行邮电资费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四条 邮电通信企业和其他经营公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停办国家和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规定办理的邮电业务；不得收寄禁寄物品；不得擅自变更营业时间和投交邮件、电报时限。
第二十五条 需要进入公用通信网的专用通信网，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体制和技术标准。对进网的不符合规定的通信设备，邮电部门有权中断其进入公用通信网。
邮电部门应对专用通信网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第二十六条 农村、牧区的邮件由邮电通信企业负责投递到行政村的固定地点。有条件的，由邮电通信企业负责投递到自然屯的固定地点；不具备条件的，由邮电通信企业或其分支机构与村民委员会协商解决。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负责收发邮件、电报的人员要及时传递邮件、电报，对无法传递的邮件、电报要及时返还邮电通信企业处理。
禁止隐匿、毁弃、私拆、盗窃邮件、电报。
第二十八条 使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要按规定缴纳邮电资费。对逾期不缴纳的，经营公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权停止其使用通信业务，限期追缴所欠资费，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
由于经营公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的责任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第四章 邮电通信服务与社会保障
第二十九条 邮电通信企业应当在邮电营业场所设置明显标志，公告营业时间、经营业务种类及资费标准，在邮筒（箱）上标明开取频次和时间。
第三十条 邮电通信企业要及时受理用户使用邮电业务的申请，按照规定程序、期限和先后顺序提供服务；要定期维修邮电通信设施，及时排除故障，保障通信畅通。
第三十一条 邮电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和通信纪律，坚持文明服务。
邮电工作人员不得隐匿、毁弃、私拆、盗窃邮件、电报；不得贪污、挪用、冒领邮电款；不得擅自延误、中止、拒绝对用户的通信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勒索用户、牟取私利。
第三十二条 邮电通信企业必须严守国家秘密，依法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得擅自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用户使用邮电业务的情况和通信内容。
第三十三条 邮电通信企业要接受社会对邮电通信服务的监督，及时收集用户意见，受理用户的举报和投诉。
第三十四条 铁路、航空、公路、水运等运输单位应当保证邮件优先发运。
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应当为邮电通信企业提供邮电营业场所、转运邮件的固定场所和通道。
第三十五条 执行邮电通信任务的车（船）和邮电工作人员通过桥梁、渡口、隧道、检查站时，有关部门应当优先放行；带有邮电专用标志执行邮电通信任务的车辆，需要通过禁行路线或者在禁止停车地段停车的，凭公安机关核发的通行证可以不受限制。
第三十六条 执行邮件运输和邮件、电报投递任务的邮电工作人员，发生交通违章，但没有造成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的，有关部门应当先予以纠正或者记录，及时放行。违章人员完成任务后，应主动到有关部门接受处理。
第三十七条 电力部门应当保证邮电通信的电力供应。邮电通信企业应当设置应急供电设备。
第三十八条 禁止非法拦截邮电专用车（船）或扣留、开拆、检查邮件、电报，妨碍邮电工作人员执行通信任务。
禁止在邮电局（所）门前或出入通道摆摊、堆物，妨碍用户使用邮电业务或影响邮电车辆通行。
第三十九条 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必须对有关邮件、电报进行检查或者扣留时，应当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出具法律文书，通知邮电通信企业协助办理。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没收国内邮件、汇款、储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手续办理。
第四十条 国际邮袋出入境、开拆和封发，由海关依法监管查验。
应当实施卫生检疫或者动植物检疫的邮件，由有关检疫部门依法检疫和处理。

第五章 通信安全与保护
第四十一条 通信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举报危及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坏通信设施和影响通信效能的行为：
（一）毁坏邮箱（筒）、公用电话亭、信报箱或向其投掷杂物。
（二）在电杆、拉线、塔架、标石、帮桩等通信设施上拴牲畜、搭挂物品。
（三）在危及电杆、拉线、塔架安全范围内取土、建房搭棚。
（四）在埋设地下电缆两侧各1米范围内建房搭棚，各3米范围内掘井、挖沙、取土、建厕所、设粪池、堆放和倾倒腐蚀性物品以及在埋有地下电缆的地面上钻探。
（五）在架空线路和地下电缆两侧2米（市区内0．75米）间距内植树。
（六）在设有水底电缆标志的水域内挖沙及进行危及电缆安全的作业。
（七）毁坏电杆、拉线、天线、馈线、塔架、标石、帮桩及载波机务（增音）站、微波站、无线电台（站）。
（八）在危及通信设施安全的范围内烧荒、烧窑、爆破、设置易燃品仓库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九）盗窃、破坏通信设施。
（十）其他危及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凡实施下列可能危及通信设施安全和影响通信效能的行为又确需施工的，必须事先征得通信设施管护单位同意，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或承担迁改、防护等费用后方可施行：
（一）迁移、拆除通信设施或改变通信方式的。
（二）新建、改建道路、铁路、桥梁、隧道、房屋、农田水利工程以及敷设管道、疏浚河道的。
（三）架设输电线路、广播线路，布设电气车道或安装无线电干扰性电气设备的。
（四）在微波通道净空控制范围内新建或者扩建建筑物或构筑物的。
（五）其他可能危及通信设施安全和影响通信效能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外妨碍通信线路安全的树木，通信线路管护单位应通知树木所有者或管护者限期修剪；逾期不修剪的，通信线路管护单位可无偿修剪；需要伐除的，应通知树木所有者或管护者按规定伐除。城市规划区内，妨碍通信线路安全的街、路树木的修剪，按县以上人民
政府的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通信线路管护单位与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协商解决。或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因不可抗力而危及通信线路安全的树木，通信线路管护单位在维护线路的同时，应对树木采取保护措施，在特殊情况下，有权先行截干或伐除，事后通知树木所有者和管护者。
第四十五条 通信设施受到不法侵害时，公安机关要及时组织力量侦破。通信设施管护单位在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同时，要及时组织人员修复。
第四十六条 单位所有或个人捡拾的废旧通信器材，要出售给指定的废品收购单位。
旧货业经营者收购废旧通信器材，要遵守旧货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发现盗卖通信器材或有可疑线索的，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七条 执行本条例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在通信建设中作出特殊贡献的。
（二）在通信服务中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保护通信设施安全事迹突出的。
（四）对通信服务举报监督有功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建筑设计中没有设计楼内电话管线和信报箱的，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应责成其补充设计，否则不发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未按设计进行施工的，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不予验收。不设置信报箱的，由邮电部门责令其限期装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超越经营范围和不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邮电通信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和非法物品。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由物价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的，视其情节，由省邮电通信主管部门或所在邮电通信企业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妨碍邮电工作人员执行通信任务的，视其情节，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妨碍用户使用邮电业务或影响邮电车辆通行的，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处理。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损坏通信设施或影响通信效能的，由通信设施管护单位责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承担修复费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阻断通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未造成通信阻断、但未在限期内改正的，由邮电通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
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破坏通信设施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损坏通信设施或影响通信效能的，由通信设施管护单位责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承担修复费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阻断通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十七条 罚款、没收的收入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邮件：是指通过邮政企业寄递的信件、印刷品、邮包、汇款通知、报刊等。
（二）通信设施：是指为实现通信而设置的通信建筑物、机器、线路、天线、专用车辆、邮筒（箱）、信报箱以及其他附属设备。按其使用性质，分为公用通信设施和专用通信设施。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1992年7月1日起施行。



1992年5月16日
看守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探讨

张碧波　曾爱军


　　去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其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提出了“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的具体措施。作为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对监管场所在监管活动和执行刑罚过程中的人权保障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保障远未达到法律所期望的境界。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看守所被监管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余刑一年左右的罪犯）的人权保障谈点肤浅的认识。

　　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现状

　　当前，对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被监管人的律师帮助权未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随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采取强制措施时，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请取保侯审和监视居住。律师的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公权对私权的损害，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仍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限制，尤其是会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束缚。有的侦查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将妨碍其侦查取证，于是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即使告知了，在犯罪嫌疑人要求聘请律师时，或者限制会见次数、时间和谈话内容；或者以会见的批准不合规范，借故拖延安排会见的时间；或者在律师要求会见时，往往以案情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予安排；或者以案情重大复杂为由，不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安排。多年来，我县看守所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在被移送起诉之前无一例获得律师的帮助。
　　（二）被监管人的羁押时间依附于办案期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规定得很明确，但关于羁押却没有专门的规定。因此，羁押成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必然结果，不具有独立性。经过近几年来的连续整治，超期羁押现象大大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杜绝。实践中，羁押期间常常成为侦查人员办案的工具，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案件侦破、公诉甚至审判的需要。可以说，当前对被监管人羁押的目的除了必要的保证诉讼需要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侦查、公诉和审判而羁押。例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环节上，办案部门或者主管领导随意拟定申报、批准延长刑事拘留、羁押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延期审理。一般地，一起案件正常诉讼期限六个月就能审判完毕，而“一延、一退、再退”往返诉讼时间，却使被监管人多被羁押了六个月或者一年多，等于被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多六个月或者一年。如此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既有法律规定不明确，更有潜在的“人为”因素，直接困绕着监管活动和被监管人员权利的保障。
　　（三）被监管人的生活生产权利受到侵犯。我县看守所对被监管人的权利保障，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定”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但是，由于看守所人满为患，几乎每个监仓都是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人均居住面积、监狱空气流通程度、卫生清洁程度、监室隔音效果以及卫生间设置等方面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标准，一定程度上危害着被监管人的身体健康。从我们巡仓检查的情况来看，看守所还经常组织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被监管人员进行时间长、强度大的体力劳动。同时，看守所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管教民警挑选个别表现好的留所刑罪犯，协助管理其他被监管人员，这些人犯，可以称得上是监仓里的“前辈”、“大哥大”，他们利用管教民警“下放”的权力，经常欺侮、侵害初入看守所的被监管人，或者要胁其他被监管人完成应该自己完成的生产任务，或者强迫其他被监管人给自己加点菜，甚至为了一点点个人利益对他人被监管人拳打脚踢，诸如此类，严重侵害了被监管人的权利。
　　（四）公众对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意识淡薄甚至忽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开展了经常性的“严打”、“整治”和各类专项打击活动，形成了 “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社会氛围。受此影响，被监管人在一些干警思想认识上是属于不思悔改的“坏人”，是惩治的对象。再加上社会公众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普遍仇视，使得 “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难以改变，片面强调打击而不予重视其人权保护，公众大多认为被监管人只有无条件的接受监管，不能有保障其自身权利的诉求，造成了侵犯被监管人权利的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检察机关有时觉得侦查机关为破案而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是办案需要，只要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就不应过分追究；在对监管场所的监督中，也是强调对监管干警违法犯罪问题的查处，而对侵犯被监管人人权的现象不去监督或视而不见甚至纵容、包庇。就人身自由受到剥夺或限制的被监管人，由于脱离了正常的社会，所处的环境不同，孤立无援，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违心或无意识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权益，却成了正常的现象，其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

　　二、被监管人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被监管人人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法律和体制方面存在缺陷。一是检察监督缺乏法律权威。立法上规定检察机关有监督的职责，却没有规定监督的程序、权限和有效手段，导致实践中检察监督仅限于口头纠正、协调，提出检察建议，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法，毫无强制性可言，纠正违法成为检察机关单方的行为，看守所可以不予理会，纠正力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缺乏有效的司法审查程序。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强制措施的决定和实施机关相对重合，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这样在采取、实施强制措施时，该机关完全是基于侦查、公诉的需要，考虑被监管人的权利也就少些；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延长期过长，且适用对象不够具体明确，不利于对被监管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刑诉法规定对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留37天，这种延长不经司法审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另外，这三类案件的主体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出现随意判定的现象。三是羁押与审讯不分离。看守所是办理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的职能部门，由于不可避免的“裙带关系”，使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犯被监管人权利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与有效纠正。四是办案人员普遍存在功利性观念。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打击与保护并重、程序与实体并重等现代司法观念已得到司法人员的认可，但从现代司法观念到形成办案中的自觉行动仍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司法人员办理具体案件中，出于功利性的考量，为追求快速办案，往往依然以牺牲程序为代价，忽视了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保障。
　　（二）律师法律地位的先天不足与监督的缺位。修改后的律师法为律师行使会见权削去了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重阻力，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以会见。这可以防止刑讯副供及侦查阶段的其它不规范行为对被监管人权利的侵犯。但是，由于侦查机关对律师习惯性的对立情绪，造成了实践中人为地设置种种阻碍。此外，律师权利在其它场合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保障监督也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如被监管人被采取讯问、检查等强制侦查手段时，律师没有在场权；律师到审查起诉阶段才能成为辩护人，但此时也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三）财政保障不到位严重制约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由于我县是一个山区贫困县，看守所为了维持它的各项正常运转，除了接受财政拨款外，还不得不组织被监管人员进行劳动，参与生产经营；甚至为了“创收”经济利益，设立“亲情监室”、“高价加餐”、通讯、探视、出入自由等等。同时，因为经费紧张，看守所被监管人生活较差，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标准，其他方面的权利也难免受到限制，如监管场所医疗、卫生条件差，被羁押人的健康得不到保证。也因为经费紧张，看守所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因为警力不足，监管民警挑选个别表现好的被监管人员，协助管理其他被监管人员，久而久之，这种管理形式滋长形成了“牢头狱霸”，这些“牢头狱霸”经常欺侮、侵害初入看守所的人员。
　　（四）检察监督方面的被动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角色的错位。俗话说“旁观者清”。检察机关并非监管人员，但由于与监管人员长期相处，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成为监管队伍中的一员，整日为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具体的管教活动奔波，只讲配合，不讲监督，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监督者的职责，造成被监管人不敢、不愿向检察机关反映人权被侵犯的问题。二是监督的滞后性。检察机关对监管活动的监督还基本停留在事后监督，对有可能侵犯人权的倾向出现时，不能及时地提出检察建议而避免发生。又因不介入侦查过程，缺少一种适时的现场监督，非常不利于在侦查起诉阶段对被监管人权利的保护。

　　三、保障被监管人人权的对策

　　监所检察在人权保障方面，同其他各项检察业务相比较，不仅从组织机构上在看守所设置常驻检察机构，履行保障人权的职责，而且从人权保障内容上，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因此，在监所检察工作中，要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制度化，采取多种措施，切实保障被监管人的人权。
　　（一）树立以“人权保障”为目标的现代司法理念。监管场所应当把执法观念转换到对人权保障的认识上来，站在宪法、法律和党的事业至上、人权保障至上的高度，摒弃不合时宜的羁押和改造理念。我们要除去 “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沉疴，重新认识被监管人的人权，为人权保障意识留出空间。被监管人不能享有公民权中的自由权，有的还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但是，除此之外的公民权并没有被剥夺，因此他们行使没有被剥夺的公民权，是合法的，我们理应为被监管人权利的充分行使提供保障。我们要淡化监管场所是惩罚人的观念。看守所监管的对象是主要是未决犯，对他们自由的剥夺，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尚未得到法律的最终裁决，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决不能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处罚，否则就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违背。监管场所作为刑法的执行机关，剥夺了被监管人的人身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对其进行了惩罚，此外的任何惩罚都是违法的、不人道的。
　　（二）建立和完善与人权保障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被监管人的人权保护，检察机关只能根据法律的授权通过监督的方式实施，这就要求应有一套完备的法律监督法规体系。首先，对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应制定专门的规定。因为被监管人属于特殊的群体，对其各项权利应进行列举性的规定，并规定在他们行使此项权利时监管场所应当怎样做。以此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确保被监管人人权的实现。其次，完善监督的规程，增强监督的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都规定了明确的内容和方式，但对刑罚的执行监督只作了非常原则的规定，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形式，可操作性差。如在刑罚的执行监督中，担负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无法得到罪犯犯罪性质、判处的刑罚、服刑起止时间、何时应交付执行的原始法律文书，实践中只能依靠监管场所自己提供的材料进行监督，监督质量大打折扣。最后，应规定监督的强制性以保证监督的权威。检察机关在监所检察工作中提出纠正意见后，完全依靠监管场所或管教民警的自觉纠正，如果被他们对监督意见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所以，必须赋予监督的强制性质，看守所对监督必须做出反应以保障监督效果。
　　（三）完善对监管场所进行监督的相关机制。一是完善监管监督内部机制。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看守所监管工作的实际，为监所检察工作制订一整套的制度，包括人员数量的设置、监管工作的开展方式、人员的轮换、奖惩等，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责，规范检察干警的监督行为，提高检察干警对监管部门人权保障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完善与监管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从根本上讲，监所检察部门并不能直接维护被监管人的人权，最终必须通过被监督者的行为才能实现。所以，监所检察部门要辨证处理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督与配合关系，通过监督，使监管部门的人权保护工作走上正轨；通过配合，取得对被监管人监管条件的改善。监所检察部门必须加强与被监督者的联系和沟通，制定共同遵守的工作制度，使有关被监管人人权保护的建议和意见易于为监管部门所接受，使其自觉履行人权保护的义务。三是完善日常监督机制。完善日常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保持监督的连续性、全面性，实现对被监管人的全面和全程监督，使每一个人从被羁押（监禁）的第一天起，其人权状况就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直至释放。四是建立和完善与被监管人及其亲属的联系机制。被监管人最清楚自己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所以，要建立制度，经常与他们保持接触，这也可以使监管部门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加强对被监管人人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时，与被监管人及其亲属保持经常性联系，可以了解更多情况，使检察机关监督有据，监督更加富有成效。
　　（四）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一是发放明白卡。检察机关向刚入所的被监管人发放记载其在被羁押期间所享有的权利范围和检察机关职责的卡片，使他们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全面的了解，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并在权利遭到侵犯时能够及时、主动地向检察机关反映，便于检察机关及时进行调查处理。二是约见检察官。被监管人可以随时要求约见检察官，向检察官提出申诉、控告、举报等，检察官可以更加及时、直观地了解被监管人的境遇，更有利于对其人权的保护。三是设置意见箱。在被监管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设置举报箱、意见箱，有条件的在被监管人中开通“人权保护热线电话”，建立“人权保护网络投诉”平台，作为其不愿或暂时无法约见检察官的补充。为被监管人及时提出维权要求和维权投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四是巡视制度。驻所检察部门每天都要对监管场所巡视，以发现监管设施或监管活动中可能威胁被监管人人权的隐患；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及时发现侵犯人权的情况，及时监督监管部门纠正。监督看守所完善在押人员伙食、医疗卫生等制度，定期到食堂、监舍进行检查，保证无克扣伙食现象发生，无传染病流行。同时，注意打击“牢头狱霸”，特别要密切关注暴力案件涉案人员、涉黑人员、寻衅滋事人员、“几进宫”人员。同时，对新入所人员、体质弱人员、职务犯罪人员、未成年、老年在押人员要重点保护，防止其受到侵害。五是为被监管人建立人权档案。检察机关可以利用微机管理，对被监管人建立个人档案，记载姓名、入监时间、起刑时间、刑满（羁押）时间等情况，并每天补充、更新数据，对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进行全程监督和动态监督。
　　（五）建立与公安机关相分离的侦查羁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很难进行客观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其权利往往无从获得保障。因为从理论上看，将诉讼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经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基本诉讼原则。从实践经验来看，侦羁合一的管理体制也确实构成了对被监管人基本权利的威胁。因此，使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脱钩，实行检察中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提供可信的证明，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难题。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曾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