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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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民调解条例
（2008年9月26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8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及时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本条例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民间纠纷当事人（以下称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遵循社会公德，通过规劝、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消除纷争，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条　人民调解应当遵循依法合理、自愿平等、公平公正、及时便民、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并将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一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经费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

　　第五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导本辖区人民调解工作，日常工作由本辖区司法所具体承担。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本条例关于区人民政府及区司法行政部门管理职责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第七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和市、区人民法院建立联系协调机制，研究民间纠纷和人民调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协调、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第八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工作。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对作出显著成绩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区域性、行业性组织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和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区域性和行业性组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的区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是调解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向设立的组织和单位反映工作情况。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调解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纠纷案件；可以接受行政机关的邀请，协助行政机关对依法可以调解处理的民间纠纷进行行政调解。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委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在委员中推选产生。

　　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成员。

　　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第十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选举产生或者在下列人员中聘任：

　　（一）辖区内设立的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二）本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三）辖区内居住的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条件的人员。

　　企业事业单位和区域性、行业性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可以由单位和组织内的群众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单位和组织聘任。

　　第十五条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单位和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条件的人员担任调解员。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为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二）遵守法律，品行端正，办事公道；

　　（三）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四）有与调解工作相适应的文化、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人民调解员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或者续聘；人民调解员不能履行职务的，由原选举或者聘任单位另行选举或者聘任。

　　第十七条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单位和组织根据需要，可以从经司法行政部门培训考核合格的人民调解员中聘任首席人民调解员。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舞弊，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压制、侮辱、打击报复当事人；

　　（三）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四）索取、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其他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的，可以中止调解并请求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保护。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护人民调解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下列民间纠纷：

　　（一）婚姻、家庭、邻里纠纷；

　　（二）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债务纠纷；

　　（三）土地承包、生产经营纠纷；

　　（四）劳动争议纠纷；

　　（五）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其他纠纷。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是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向其住所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口头或者书面申请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进行登记，并告知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其他合法途径。

　　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疑难、复杂民间纠纷，当事人可以到所在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单位、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

　　共同调解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由最先受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其他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解。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由一名人民调解员调解，也可以根据需要由二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调解。二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确定其中一人为调解主持人；有首席人民调解员的，首席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

　　当事人可以共同选定人民调解员，不能共同选定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应当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也可以在方便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不同意公开调解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更换人民调解员；

　　（二）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三）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四）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八条　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尊重人民调解员，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二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下列程序调解民间纠纷：

　　（一）核对当事人和代理人身份；

　　（二）由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主张和理由，并提供证据；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核对有关证据，查明事实，分清责任；

　　（四）规劝、疏导当事人，协商调解方案；

　　（五）宣布调解结果。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记录调解事项和调解结果。调解笔录应当经人民调解员和当事人签字确认。

　　第三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或者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

　　（三）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人民调解员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调解协议书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第三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调解，有特殊情况一个月内不能完成调解的，经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不愿意继续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当事人下达终止调解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其他合法解决途径。

　　第三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具有给付金钱、有价证券内容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及时发出支付令。

　　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可以到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经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住所地或者债务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好记录。

　　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的，做好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二）当事人提出协议内容不当，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再次进行调解；

　　（三）对经督促仍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举报、投诉。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发现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及时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市、区司法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在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由相应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撤换；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辱骂、殴打对方当事人或者人民调解员，或者有其他妨碍人民调解工作行为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商标平行进口之再辨析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 陈江



【内容提要】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一直争议较大，在我国情况也是如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与世界贸易组织距离的缩短，及实践中这类案件发生呈上升趋势的形势，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先从归纳并评述平行进口理论中几个对立关系入手，即从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贸易自由主义与非关税壁垒角度权衡不同制度的取舍，最后得出对商标平行进口应允许并加以规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的结论。

【关键词】平行进口 灰色市场进口 商标法 知识产权法



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又称灰色市场（Grey Market）进口，是指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商未经进口地商标权人（包括商标所有权人及商标使用权人，下同）同意，从境外进口经合法授权生产的带相同商标的同类商品的行为。本文要讨论的商标平行进口情形限于相关的国内、国外商标属同源的情形。



一、“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之间的抉择

商标权平行进口合法与否，在理论上主要是体现为商标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或称“普遍性原则”）与“地域性原则”的冲突。赞成者认为根据“权利穷竭原则”，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的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反对者则认为商标权本身就具有地域性，所以商标权利穷竭也应具有地域性，不能由于一国的商标权人的商品投放入市场的行为，同时使他国商标权人在他国的权利也用尽。

各国实践的巨大差别及国际组织试图统一规定努力的失败说明了简单地谈“权利穷竭”或“地域性”显然已无济于事，挖掘两原则背后隐藏的立法本意是非常必要的。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的提出是基于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有很大差异，保护的期限、范围、方式均有所不同，因而依不同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而“权利穷竭原则”则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i]。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在国内市场它们一般是不会产生冲突的。在发生冲突的平行进口情形时也应考虑这两个因素，然后再判断两者是可以像在国内市场一样和平地相处，还是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价值取向。

一般认为在平行进口问题上商标权的情况与专利权及版权完全不同。[ii]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除了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外，一般均规定了专利权人享有“进口权”[iii]，Trips第6条也强制性要求各国授予专利权人“进口权”，可见在专利领域承认权利穷竭有地域性已几近达成共识，与商标平行进口各国相差甚大的现实有天渊之别。究其原因就在于：（1）两类知识产权的性质不一样，专利、版权是一种知识产品，它们的发明创作需要较高的成本，而传播的边际成本却通常是零，所以它们需要更强的垄断权保护知识产权人能收回成本，以鼓励它们的创作。WIPO前总干事鲍格胥在分析这种差别的原因时指出，给予专利“进口权”将为从国外引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能保护本国境内实施发明专利工作的投资；[iv]（2）与商标相比，各国专利法对于专利保护的条件、范围、专利权人的权利等规定相差甚大，所以专利地域性是必须的。

至于商标，其主要功能在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区别商品、服务的提供者，促进消费者信息，所以就其无形而言明显属于知识产权，但实际是却不是真正的知识产品。[v]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即AIPPI）将专利权归入“创作性成果权利”，商标权归入“识别性标记权利”。[vi]作为一种标识权，商标法无需给予商标权人过大垄断权，因为它不存在很大的投资成本的回收[vii]，商标权人的权利在于“行”与“禁”，就“禁”部分主要是禁止他人假冒，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如果要规范之，至少需要一种特殊的法律，因为仅靠商标法无济于事。[viii]另外，商标国际化步伐比专利要快，各国法律规定比较接近，而且特别是对于一些著名商标在世界各地的商标权人往往是相同或相关联的，允许商标的平行进口有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



二、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抉择

赞成平行进口者与反对平行进口者经常会在保护商标权人利益还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上争论不休。赞成者认为之所以存在平行进口就在于这种商品与当地已存在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进口将使消费者拥有更大、更廉价的消费选择，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场的垄断与割据，使国内商标权人（包括代理商，下同）为应付这种暂时不利的局面将变得更有效率，商标权的原始所有人因此也将获得好处；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因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ix]

从以上观点来看，由于反对者多从假设（即假设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角度担心平行进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赞成者从一般立场相比明显属于其中的特殊情况，因而在考量决定平行进口制度时其不具决定性意义。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同一商标的商品，其商标一般来源于同一原始商标权人，商标权人总是通过合同控制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等，而且平行进口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商品的返销（resale），更不存在什么质量差异等。制度的涉及总是从一般的利益出发，对于特殊利益给予特殊照顾，因此平行进口问题也是一样的，其有利于消费者、市场甚至商标权人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允许应是一般规定，至于可能存在的损害消费者、市场、商标权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规范，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暂时撇开这些观点，撩开面纱看看到底谁在主张这些观点对于深刻理解这一问题是有益的。一国国内反对平行进口的声音总是来自产业界，而支持平行进口的声音却是来自广大的消费者。比如欧盟委员会草拟的1989年《缩小成员国商标差异的理事会一号指令》、1994年的《共同体商标条例》的初稿文本明确规定欧盟对内、对外商标权均实行“权利穷竭”原则，然而遭到了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在强大“游说集团”的游说下，最终文本放弃规定欧盟之外的商标权的权利用尽。[x]因此，可以说上述两种规定的背后隐藏的实质上是一种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

现代的法制发展使得这一冲突并不难解决。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双重本位和社会、个人双重本位的价值体系模式下，“正义要求，赋予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xi]。衡量平行进口所带来的总得与总失，不难发现共同福利的取向更偏向于允许。



三、贸易自由主义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抉择

平行进口发生在国际贸易当中，因此站在这一角度来看，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美国立法和美国学者明确展示了平行进口与贸易政策关系。有关平行进口的法律规范，美国总将其纳入国际贸易法规中，主要是国会颁布的《关税法》第526条或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26条（又称为《正宗商品排外法》）。[xii]美国学者也认为“关于平行进口的争议并不属于商标法的范围，而属于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时有点近似于贸易保护”。[xiii]此外在日本，1970年的Parker商标案中法院认为平行进口问题与地域性无关，1972年日本财政部海关总署根据日本关税法发布的通告规定了平行进口问题。[xiv]

商标及商标权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存在有关平行进口的争论，而且目前平行进口争论多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绝不是偶然的。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在于世界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资源比较优势的不同：从20世纪４０年代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及其后数轮谈判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降至4％，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充分利用了其资源、劳动力的优势，使得生产同样的商品的成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低价产品在贸易自由化框架下长驱直入发达国家，损害其国内产业界利益。发达国家面对这种损失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为此相应设置了一些非关税壁垒，这其中包括禁止平行进口。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平行进口的态度是另一例证：根据美国的《关税法》第526条及判例的发展，平行进口在美国是违法的但也有例外（即经美国商标权人书面同意或进口商与商标权人有关联关系）；[xv]根据欧洲法院1998年对Silhouette诉Hartlauer案的裁决，在欧盟18个成员国内允许欧盟外平行进口将触犯《欧盟条约》；[xvi]根据经日本最高法院确认的1970年Parker案和1972年财政部海关总署的规定，日本有条件地允许平行进口；韩国则是在其《商标法》第36条第2款规定平行进口是商标侵权行为。总的来说，这些法律都是有利于其本国工业界利益而不利于平行进口。

然而，再以欧盟对内部各成员国间平行进口的态度为例，情况又是另一个样。欧洲法院20世纪60年代就遇到平行进口案件，发现有关各成员国间是否允许平行进口的问题涉及到《罗马条约》第36条知识产权的规定与第30、85、222条商品自由流通的规定之间的冲突。在一系列的案子中，欧洲法院通过创造“存在与使用权相区别”、“权利用尽”、“同源”等原则，解释了在成员国间的平行进口是合法的[xvii]，在商标权保护与共同体内自由贸易间选择了后者。这种处理方式在1989年89/104《缩小成员国商标法差异的理事会一号指令》第7条第1款及1994年《共同体商标条例》第13条中以成文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与1998年欧洲法院在Silhouette案中的结论相比，其贸易保护之嫌疑昭然若揭。

可见，隐含在平行进口背后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1944年的GATT第九条曾就标识性权利之一的原产地标记做了规定，即不得被用来限制贸易，然而当时尚未出现平行进口问题，所以没有点明商标。等到要作规定的乌拉圭回合，则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过大而无法成行。不过站在自由贸易的潮流，对于这一问题不难作出取舍，即放弃壁垒、扩大自由度将是国际贸易的方向，平行进口的明天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