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消防产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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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牵羊”何罪之有？

张昭辉


在机场安检口，经常有旅客马虎将小件的行李物品遗忘在安检现场，然后其他的旅客“顺手牵羊”就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虽然很多机场在安检现场都加装了监控设施，但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旅客以身试法。那么对这种“顺手牵羊”的行为从法律上该如何定性呢？实践中出现了“盗窃说”、“侵占说”、“不当得利说”三种观点。
“盗窃说”认为，顺手牵羊的行为体现了行为人趁人不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同时还有人认为，安检人员在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时，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因安检人员的职务行为而被安检人员管理或代为保管，此时行为人顺手牵羊，当然构成盗窃。
“侵占说”认为，旅客将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遗忘在安检现场，被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据为己有，拒不交出，符合侵占（遗忘物）罪的犯罪构成。
“不当得利说”认为，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属于遗失物，行为人取得这些遗失物并无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而受害人则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发生了利益上的损失，构成了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
要解决这些认识上的冲突，必须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澄清。
第一个问题就是安检人员是否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替旅客保管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答案是否定的。机场安检现场人来人往，虽有专门设备和人员执行专门的安检任务，但其服务对象是面向不特定多数的公众的，也不是一个密闭空间，因此安检现场是一个特定的公共场所，《民航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只规定了安全检查权的实施，安检人员的职责就是对乘机旅客的人身和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各个机场都采取了公开、当面检查的方式，即便是利用仪器检查，也避免待检物品脱离旅客控制，因此安检人员在进行安全检查时旅客的行李物品的控制、支配或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代为保管也就无从谈起。至于旅客在安检完毕后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安检人员发现后可以代为旅客保管，但这种保管行为是出于安检人员高尚的道德义务感而发生，旅客既没有委托安检人员代为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安检人员也没有法定的义务代其保管，如果发生代为保管行为也是属于无因管理。
第二个问题是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究竟是属于遗失物还是遗忘物。刑法理论上的遗忘物是指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财物放在某处，因疏忽而忘记拿走。而遗失物则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偶然将其财物失落在某处。二者的区别有二：一是遗忘物一经回忆一般都能知道财物所在位置，一般易找回，遗失物则相反；二是遗忘物一般尚未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范围，而遗失物则相反。还有人认为只有财物持有人将其所持财物有意识放在特定场所后因疏忽而忘记拿走的财物才属于遗忘物。不过有人认为遗忘物与遗失物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非出于财物所有人之本意而丧失控制的动产，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也是仅规定了遗失物，而没有遗忘物的概念，也就是说遗忘物在民事法律方面没有受保护的可能，并且仅仅依据失主记忆力的好坏来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既不合理也缺乏刑法上的意义。我认为，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了遗忘物和遗失物本质上的一致，但却刻意模糊了二者的区别。民法上虽无遗忘物的概念，但是遗失物的外延已包括了遗忘物，遗忘物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遗失物。遗忘物这一概念的成立虽然有赖于受害人的记忆能力，但是并不完全决定于受害人的记忆能力，只有有其它证据可以证实受害人回忆到曾经所持的财物在被他人拿走前确实是放在其有意识放置的地方时，这类财物才被称作遗忘物。1979年《刑法》中为了适用类推，将遗失物中某些为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放于某处，只是由于走时疏忽而忘记拿走的财物，被视为尚未完全脱离所有人或持有人控制的财物，从而有可能将非法占有他人遗忘物的行为比照盗窃罪类推为侵占遗忘物罪，因而遗忘物的概念成为刑法理论界共许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已被广为接受，1997年新《刑法》第270条第2款对遗忘物的规定正是对前期司法实践成果的强调性规定。
澄清了上述两个问题，再来看旅客“顺手牵羊”的具体过程，我们便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行为人趁人不备，将其他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行李物品据为己有，在受害人、机场工作人员和机场警方分别或共同找到行为人后，如果行为人拒不承认“拿”了他人遗忘在安检现场的行李物品，则符合“非法占有、拒不交出”的犯罪构成条件，构成侵占罪；如果行为人当场交出其所“拿”的东西，或其行为未被发现查获，则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在一种情形下构成盗窃：旅客遗忘在安检现场的随身携带行李物品已被安检人员或其他人代为保管后，行为人此时又“顺手牵羊”……


论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
——由“欧美大地”案所引发的思考


一、 基本案情介绍：

2003年4月15日，围绕着“欧美大地”商号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诉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①通过此案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又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并审视入世后的中国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在“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中，原告诉称，其于1994年10月开始便正式注册、使用现名（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是为在引进世界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提供中国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原告及经其合法授权而成立的广州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在国内同行业中积累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欧美大地”字号已经被业内其他经营者及相关用户所公认。然而，被告却在明知的情况下，于2001年12月在北京登记注册了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并且还从事与原告相关的经营，并已经给原告实际造成了客户的混淆与误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等。

被告则认为，自己的企业名称是合法注册的，并不构成对他人权利的损害，更何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企业名称应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由于企业名称的专用权是指对企业全部名称的专用权。因此，并不意味着对上述4个构成要素分别享有专用权，其认为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而且其与原告的经营范围、产品等均有不同。

纵观原、被告的诉称，不难发现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欧美大地”商号权。商号纠纷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广泛存在。比如：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商号产权纠纷问题，以及已经注册成商标的商号与原有商号之间的权利纠纷问题等等。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商号侵权的表象问题，却一直忽视了目前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最大漏洞——企业名称注册的不合理机制，它才是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纠纷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二、案件引发出的我国商号法律保护问题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原告（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早在1994年10月便开始正式注册使用了现有的企业名称，并通过多年的经营，在相关业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行业），积累了良好的信誉，得到了相关业内经营者及用户的认可，并且通过合法授权还成立了广州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而被告（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却是于2001年12月在北京登记注册而成立的，从事的也是与原告相关的行业经营。根据企业名称的构成要素理论，企业名称一般是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的，显然在本案中，原、被告的商号都是“欧美大地”。由于两者所经营的行业又相同（同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检测与测试仪器设备行业），因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确实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认与混淆。因为随着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日趋增多，广大消费者在购物时，常常凭借的是“认牌（品牌）购物”或者“识名（企业的商号）购物。比如：一个人欲购买家用的刀剪时，他便会在超市中极力搜寻有无“张小泉”或“王麻子"企业所生产的刀剪，这体现的便是商号的巨大作用。

根据商业惯例，企业在市场中运作经营时，通常很少会将自己企业的全部名称标注并宣传（除商品包装的印注和少量的广告宣传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市场中，重点突出的只是企业名称最为核心的商号，由于简单易记，所以这样做可以充分使消费者快捷、牢固地记住该企业的商号，使其在听到或者看到该商号时，便会自动地与质量优异、可靠的商品或服务联系在一起。无形之中，便又扩大了该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增加了企业的商业利润。这时，商号与商标一样，其作用不仅仅在于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通过积聚的商业信誉，可以吸收广大消费者，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同时也是商号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以推知，本案甚至众多类似的商号纠纷案或者商标纠纷案之所以频繁发生，皆是由于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商誉而造成的。如果某些企业能够顺利的“搭上便车”不仅能够使广大消费者误认为其生产的产品与拥有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来源相同，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免费”广告宣传的行为在市场上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这种现象在商标侵权或者商号侵权案中常常出现，被称为“顺向混淆”，即在后的商标或者商号所有人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虚假印象，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在先的商标或商号所有人。②

三、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通过仔细分析上述案件，甚至类似的案件其产生的原因，却会发现固然知名商号或者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背后所隐藏着的商誉是造成这些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目前关于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却是造成相关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是：企业名称（商号）采取的是区域登记注册制。即：由每个行政区域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该区域内的工商企业的注册登记，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主管、负责全国公司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③这种商号的法律保护体制，极易造成在不同行政区域内有着大量拥有相同商号的企业并存的现象出现。而且这种区域登记注册体制，还会经常导致侵犯他人在先商号权现象的出现。与此相对，我国商标的申请注册则是采取的全国统一管理、统一审查的体制，即：申请注册某一商标，须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统一受理、统一审查，如果发现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企业的在先商标相同或类似的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可以不予以批准注册。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在全国范围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标现象的出现，《商标法》还规定了商标的异议程序，即：相关权利利害人可以在法定的期间内，对于经过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提出异议，而且商标法第三十条也明确地规定：“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被异议人陈述事实和理由，经调查核实后，做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被异议人。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复审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过对比，显然企业名称（商号）的区域登记注册体制是不完善的，是容易从制度上造成权利冲突的，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漏洞百出的根源所在。因此，完善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势在必行。

四、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

1、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的商号，理应受到充分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最早将商号纳入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是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其第八条明确规定：“商号应在本同盟一切成员国内受到保护，无须申请或者注册，也无论其是否为商标的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在给“知识产权”定义时，其第六项也明确地将“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列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商号，作为商业标识之一，其作用类似与商标，不但可以用于标识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来源，起到识别性功能，而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在于它还可以代表特定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信誉。因此，与商标等其他商业标识一样，商号同样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是企业所拥有的重要的无形财产之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款也从禁止混淆、误认的角度规定了对商号的法律保护。④显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明确规定了应给予商号以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产生了很多类似“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的案件，而且在理论界也多集中于探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的权利冲突问题，⑤对于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探讨的不多。而且，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接踵出台，似乎也只是忙于修补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而忽视了对商号权进行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导致了目前我国商号权法律保护薄弱的现状。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有必要加强对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2、目前，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完善

（1） 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完善的原因

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我国对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除集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还有几部重要的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公司登记管理若干规定》等法规。然而，这些法规不但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也只集中于之言片语，缺乏对商号的较为具体、详细、系统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只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⑥由此可知，造成我国目前商号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现状的原因，也有法律规定上的不完善，即不但相关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层次低下，而且还缺乏具体系统的关于商号的法律保护规定。此外，在保护体制上，如前面所述，区域登记注册制，也造成了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先天不足。所以，必须完善我国目前的商号知识产权保护。

其次，在相关法学基础理论上，目前反淡化理论之所以为世人所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被作为了对驰名商标所必须采取的特殊法律保护措施。然而，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商标、商号及类似的商业标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皆是由于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巨大而又不断积累的商誉。反淡化所依据的理论和立法基础是商誉价值。⑦如：美国早期的《州商标示范法》便规定：“对可能造成的商业信誉损害或者对一个注册商标，或依据普通法而有效的标记、商号的显著性造成的淡化行为，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商品来源是否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均有权提出禁令救济。”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示范规定》第三条专门对“损害他人商誉或名声”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指出降低商标、厂商名称或其他企业名称、产品外观设计、产品或服务介绍、名人或著名虚构人物的区别性特征或广告价值，都属于“弱化商誉或名声”的行为。总之，反淡化理论目前的适用范围已经包括了对商标、商号、其他商业识别性标识的商誉都进行法律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从相关法学基础理论角度看，我国目前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应该得到加强。

（2）完善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

首先，在立法层面上，应该结合目前我国的发展形势，适当考虑修订几部关于保护商号的行政法规，比如：较多地增加对企业名称（商号）的法律保护内容，使其条文能够详细化。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号对于企业而言，其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强，增加相关商号的保护内容，同时也是对入世后我国商标法修改的一个应对之举。这样可以更加构筑起我国商业标识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其次，在体制上，可以考虑借鉴商标申请所采取的全国统一审查制。我国《商标法》对商标的申请注册采取的是统一管理、统一审查，即：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负责受理全国范围内的商标申请注册，同时对申请注册的商标实施统一审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事先预防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便于国家对商标的统一管理。因此，基于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欧美大地”商号纠纷案的案件的发生（因为被告北京欧美大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同样是经合法登记注册而成立的），可以考虑在照顾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商号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采取类似的法律措施。比如：在仍然保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基础上，实行全国联网，统一检索、审查，从而杜绝不同行政区域内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号现象的发生。

最后，在法律程序上，也可以适当考虑借鉴商标法规定的异议撤销程序，即：允许相关权利关系人在商号登记注册后的一段期限内（如3个月），可以向相应的登记注册管理机关提出异议，申请撤销不正当的商号。同时，因为商号不同于商标，因为商号一经登记便要核发相应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以可以不考虑在立法上增设相关商号的初审公告的规定，只要增设异议撤销程序即可与统一审查体制相配合，共同杜绝不同行政区域内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号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