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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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政府


第 44 号


　　　
　　《唐乾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08年第3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庄长兴
　　
　　 二○○八年四月八日
　　　
　　　
　　　
　　　
　　　
　　　
唐乾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唐乾陵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唐乾陵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区由唐乾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组成。在唐乾陵保护区内进行文物保护、旅游发展、生产生活等活动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唐乾陵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确保唐乾陵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的各类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第五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的下列文物，依法予以保护管理：
　　（一）建筑遗址，包括封土、地宫、内外城垣、寝殿、便殿等；
　　（二）陵园及陪葬墓地面石刻和因各种原因被埋入地下所有石刻；
　　（三）陵园附属建筑物，包括排洪沟、石料加工场、陵邑遗址等；
　　（四）陪葬墓及其附属文物；
　　（五）与唐代历史相关的实物、文献资料及其他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第六条 唐乾陵保护区范围，以陕西省人民政府按照唐乾陵保护对象的内容、规模、类别、周围环境、历史风貌以及保护的实际情况，合理划定的范围为准。
　　保护范围是指对唐乾陵各保护对象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唐乾陵保护范围外，为保护唐乾陵文物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
　　第七条 唐乾陵由陕西省人民政府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
　　第八条 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唐乾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要改变的，由乾县人民政府和乾陵博物馆共同提出方案，报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乾县人民政府和乾陵博物馆共同负责《唐乾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的具体实施。
　　第九条 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对唐乾陵保护区内的集体土地可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对不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和有碍环境风貌的单位、村庄及其他建筑物应当进行改造或者拆除、搬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者安置补偿。
　　第十条 乾陵博物馆负责唐乾陵保护区内日常保护、管理，以及受省文物局委托行使文物行政执法工作；负责乾陵文物的勘探调查、考古发掘、陈列展示、科学研究、安全保护等工作。
　　乾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唐乾陵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乾陵博物馆应加强文物保护技术的科学研究、合作与应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火、防盗、防虫、防自然损坏等设施设备，确保文物的安全。
　　第十一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发现的文物，由乾陵博物馆实施原址保护，并建立文物记录档案；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由乾陵博物馆负责收藏，建立档案，并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登记备案。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借用和对外展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与唐乾陵有关的文物遗存，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乾陵博物馆或乾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新发现的文物遗存需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须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对保护规划作出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司法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案件中依法没收的与唐乾陵有关的文物，应当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在结案后及时无偿移交乾陵博物馆。
　　第十四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合法收藏的与唐乾陵有关的文物捐赠给乾陵博物馆收藏。乾陵博物馆有义务征集与乾陵有关的文物。
　　第十五条 对在保护唐乾陵文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乾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乾陵博物馆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六条 在唐乾陵保护范围内进行的一切建设活动，必须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的一切建设活动，必须经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对危害唐乾陵文物安全、破坏唐乾陵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乾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必要时应当予以拆迁。
　　第十八条 国家划拨的唐乾陵保护、建设、管理和维修的专项资金、唐乾陵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对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用于唐乾陵文化遗产保护的财物，应当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十九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的地上、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都有依法保护乾陵文物的义务。
　　第二十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批准，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活动的；
　　（二）擅自进行爆破、挖掘、采石等作业的；
　　（三）排放污水、挖砂取土取石、修建坟墓、堆放垃圾和其他可能损害文物安全的；
　　（四）存储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
　　（五）未经批准，实施修缮、保养文物工程的；
　　（六）在文物本体、古建筑遗址、风景林木以及保护标志、界碑等文物保护设施上张贴、涂写、刻划的；
　　（七）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修建人造景点和其他与文物保护无关工程的；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唐乾陵保护区内地上、地下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对损毁唐乾陵保护区文物、破坏历史风貌或自然环境的行为，视其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或予以行政处罚；
　　（二）对擅自移动、拆除、损毁唐乾陵保护标志、界碑以及其他文物保护设施的行为，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根据《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三）违反第十八条规定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应当受到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物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对于拒绝、阻碍执行文物保护管理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目前，部分基层法院呈现调解率高，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也高的“两高”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调研发现，主要为以下问题所致：

　　一，片面追求调解率，是产生“两高”现象的思想原因

　　采用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经验，是人民司法工作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也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优良司法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传承、发扬和创新。2010年6月7日，最高法院颁布施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调解若干意见》），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我国人民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说，司法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首创之举是拓荒的话，那么《调解若干意见》所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则标志着司法调解的精耕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由于我国自2006年4月1日开始施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后，低成本诉讼催生了诉讼狂潮，大量社会矛盾纠纷涌入法院，使我国法院系统自2009年起连续突破千万件大关，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无法获得有效排解。重庆市法院系统2011年的司法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一般法官的年办案数量人均都在120件以上，北京、上海等地法官人均办案一般都在200件以上。为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各级法院都把调解结案作为主要办案方式，贯穿于审判管理去要求每个法官；上级法院的年度考核指标都把调解结案率纳入指标考核，作为“硬杠子”要求下级法院和办案法官。在案件数量和调解结案率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扭曲了审判思路，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审判思路的走偏，首源于各级法院的验收考核指标，贯穿于各级领导的层层加码，反映于每个法官办案实践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表现在具体办案法官身上，根子却在上级和领导层，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高调解结案率导致高申请强制执行率。建议上级法院重新设计年度验收考核指标，因为，“调解优先”并不排斥“调判结合”，调解或者判决都属于人民法院法定的办案方式。所以，提高调解率应属于一种导向，但不应当成为强制性考核指标。

　　二，调解宗旨贯彻走偏，是导致“案结事不了”的根本原因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以“案结事了”为宗旨。无论贯彻“调解优先”，还是坚持“调判结合”，最终之目的在于实现“案结事了”。因此，强调“调解优先”，就要求法官必须把调解作为一种办案理念、办案程序或办案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案方式，始终将调解手段置于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首要位置，努力化解纠纷，达至“案结事了”之目的。强调“调判结合”，就要求法官科学把握适用调解或判决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根据各类案件的不同性质、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灵活运用调解或判决的司法方式（参见江苏高院司改办《能动司法的实践进程与制度构建》，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第24-25页）。即使判决，也要让当事人口服心服，从而避免或减少对抗性，为实现“案结事了”打下基础。因此，“案结事了”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根本原则和法官行为的指导方针。法官要以实现“案结事了”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基点，正确选用两种结案方法，而不能仅仅从方便自己、减少工作量出发去选择结案方式。

　　笔者认为调解结案的大多数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就叫“案结事未了，官了民不了”，属典型的“两高”现象。这样的调解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添乱，反而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反感，并加重了执行机构的办案负担，而且将诉讼中的矛盾延伸到执行程序之中，增大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调解是不应当鼓励和倡导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纠正。

　　三，调解质量把握不严，是引发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在原因

　　“调解优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这一办案方法的“优先”适用；“调判结合”的根本要求在于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法定办案方式的因案适用。但无论是“调解优先”还是“调判结合”，都必须把办案的着力点放在化解当事人的纠纷矛盾上。离开这个着力点，调解质量将无法保障。事实上，调解和判决两种办案方式，如果运用得好，都可以化解纠纷和矛盾。调解，注重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体现程序的自治性和纠纷解决的协商性，同时避免上诉和再审，实现矛盾消除的彻底性，较之于判决易于被当事人接受，调解达成的协议易于理解并自觉履行。在营造诉讼环境上，调解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特有功效，从而使友情重聚，亲情重合，爱情重圆。而判决，作为司法办案的最后手段，则在承担着解决纠纷职能的同时，更注重确定规则与程序维护，通过司法手段对纠纷是非分明的判决，来维系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权威，从而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审判的规范性和裁判的艺术性。集言之，调解柔性有余，而判决则刚性十足（参见《人民司法》2008年第7期载李方民《调判关系的司法定位与完善》）。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言，调解和判决都应当把重心放在力促矛盾的化解上，以达至两种办案方式之功能尽善尽美的发挥。应当说，这是“调判结合”的本意与指导思想所在。而就司法现实言，能够认真践行者也大有人在，且为世人瞩目。比如“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宋鱼水，“情洒农家、心系民众”的金桂兰和“以情动人，以理感人，以法服人”的陈燕萍等优秀法官，大都是因案而宜、重视过程、以心?Q心、关注弱者的调解高手和矛盾纠纷的化解能手。有心，才有解决办法；重视过程，才有推进化解的力度。如果象现在的一些办案法官，不找准纠纷的症结，不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的利益作考虑，不深入细致地循循善导，一味缩短调解过程，硬性催促当事人达成协议，甚至强迫调解、欺骗调解终结案件，表面上案件办结了，但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反弹”即成必然，高调解结案率最终引发了高申请强制执行率。调解质量的低下，促成了终端申请执行的趋势。因此，调解必须着力于矛盾的化解，重视调解质量，方能有效防止“两高” 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