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向外商投资企业征缴费用的暂行规定

上一篇: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人民政府科学发展顾问团顾问聘请办法（试行）的通知
下一篇: 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郴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的通知

试论国家官员的隐私权

作者：许亮

内容摘要：隐私权是公民（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官员一方面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本文着重对两种权利冲突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这种冲突表面上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而实质上更多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的结论。因此，法律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应将国家官员与一般自然人相区别，给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并不是完全否认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法律对国家官员的那些与政治生活或公众利益完全无关的隐私应给予与其他自然人同等的保护。
关键词： 国家官员； 隐私权； 知政权； 限制； 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 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 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 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160号


　　《鞍山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业经2007年11月19日鞍山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谷春立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鞍山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推进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保护耕地，节约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依据《辽宁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除用粘土（含粘土掺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物）烧结的实心砖以外的具有保温隔热、轻质高强的建筑墙体材料。

　　新型墙体材料的具体范围按照省公布的目录执行。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和使用墙体材料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其他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应当遵循节约土地、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环境，新建与改建并重，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墙体材料革新工作，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对在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以适当形式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市经济委员会是我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墙改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有关墙体材料革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对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和应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三）制定墙体材料革新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四）指导协调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五）负责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六）负责墙体材料革新的调查研究、信息交流、统计、宣传和技术培训工作；

　　（七）负责组织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认定工作；

　　（八）指导县 （含海城市、千山区， 下同）墙体材料革新工作。

　　县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 （以下简称县墙改办）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发展改革、建设、财政、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税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生产企业申请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应当向县墙改办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经市墙改办组织认定后，报省墙改办审核。对通过审核的产品，由省墙改办发放新型墙体材料认定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企业并告知理由。



　　第九条　生产企业符合国家生产规模要求，生产经认定通过的新型墙体材料的，享受相应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建设单位使用经认定通过的新型墙体材料，享受相应的专项基金返退优惠政策。



　　第十条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组织生产；对没有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依法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有地方标准的，应当同时符合地方标准。



　　第十一条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并经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投入使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墙体材料产品。



　　第十二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规定要求，在建设工程设计中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在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当有同级墙改办参与审查，对项目进行新型墙体材料应用和建筑节能技术评价。

　　对不符合国家和省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有关规程的设计文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建设。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建设和施工，监理单位应当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监督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四条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

　　海城市城市规划区、千山区、旅游风景区、文物保护区内和距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5公里以内现有的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由县人民政府按国家、省规定分期分批予以关停。



　　第十五条　鞍山市城市规划区、海城市城市规划区、台安县和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区的民用建筑工程零零线以上的墙体，禁止在设计和建设中使用粘土实心砖，限制使用以粘土为主要原料的墙体材料；其他区域逐步禁止使用粘土实心砖。



　　第十六条　推广发展下列新型墙体材料：

　　（一）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二）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条板，石膏砌块和条板；

　　（三）轻质墙板、复合保温墙板、整体式墙板；

　　（四）工业废渣混凝土多孔砖等高掺量的利废制品；

　　（五）其他不含粘土成分的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农村村民使用集体土地建自住房除外），由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办理开工手续前，按照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标准缴纳专项基金；对未按规定缴纳专项基金的建设单位，发展改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工程立项、开工手续。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批准减、免、缓缴专项基金；对于符合国家、省免缴专项基金条件的，应当报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专项基金全额上缴同级财政，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结余转入下年使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条　专项基金使用范围：

　　（一）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建筑工程的返退；

　　（二）新建、改建、扩建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线工程项目的贴息；

　　（三）新型墙体材料示范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补贴；

　　（四）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及推广；

　　（五）墙体材料革新的统计、宣传和技术培训；

　　（六）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与墙体材料革新有关的其他开支。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缴纳专项基金后、工程开工前，到墙改办办理备案手续，在施工过程中接受墙改办对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和建筑节能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经验收合格的，由墙改办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建设单位返退专项基金。



　　第二十三条　申请返退专项基金的建设单位应当在主体工程墙体罩面前，提前15日向墙改办提出书面返退申请。墙改办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会同财政部门对资料和现场核验完毕。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主体完工后，建设单位凭专项基金缴费收据、购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原始凭证和建筑节能检测手续到墙改办办理返退清算事宜。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领取返退的专项基金。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新建、改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的，由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设计单位在规定区域民用建筑工程零零线以上的墙体设计中，设计使用粘土实心砖的，由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

　　（一）设计建筑总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下 （含1万平方米）的， 处以1万元罚款；

　　（二）设计建筑总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 5 万平方米以下（含 5万平方米）的， 处以2万元罚款；

　　（三）设计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处以3万元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建设单位在规定区域民用建筑工程零零线以上的墙体建设中，使用粘土实心砖的，由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单体建筑处以罚款：

　　（一）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下（含3000平方米）的， 处以 1 万元罚款；

　　（二）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含 5000平方米）的， 处以2万元罚款；

　　（三） 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处以3万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未按规定缴纳专项基金的，由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缴专项基金，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涉及其他部门管理权限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的行政主管部门、墙改办以及发展改革、建设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鞍山市墙体材料革新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65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