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技术市场行政执法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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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


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令

　　第41号

　　《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管理办法》已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的科学化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技术创新计划（以下简称创新计划）是在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下，引导和吸收社会力量，加快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国家计划。

　　第三条　创新计划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国家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中的突出问题，通过开展技术创新，重点解决产业中的共性、关键性和前瞻性技术，并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条　创新计划包括产业技术开发、工业性试验、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产学研联合开发、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技术中心建设、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和新产品试产等内容。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是创新计划的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提出技术创新发展规划；

　　（二）组织确定创新计划重点领域，发布项目指南；

　　（三）编制和下达年度创新计划；

　　（四）组织、协调创新计划的实施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作为项目主持单位，负责本地区创新计划的组织与实施；部分中央企业作为项目主持单位负责创新计划中本企业（集团）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项目主持单位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本地区和本企业（集团）创新计划项目的汇总及申报工作；

　　（二）组织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和审查工作，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目标责任书；

　　（三）监督、检查项目的执行情况；

　　（四）将本地区和本企业（集团）的年度项目执行情况汇总并报国家经贸委；

　　（五）承担国家经贸委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七条　创新计划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备较好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健全的财务核算管理体系；

　　（三）具备承担项目所需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

　　创新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确定项目责任人；

　　（二）编制并向项目主持单位提交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申请表、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立项建议书和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与项目主持单位签订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目标责任书，并严格执行；

　　（四）准确、如实报告项目年度实施情况和经费安排；

　　（五）接受主管部门和项目主持单位或其委托的机构所进行的评估和检查；

　　（六）及时报告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七）报告项目执行中知识产权管理情况，提出建议；

　　（八）项目完成后，及时向项目主持单位提交项目验收申请。

　　第三章　计划编制

　　第八条　编制创新计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相结合，发挥整体优势，全面有效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二）以开发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为重点，形成系统配套，加快产业技术升级；

　　（三）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加快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四）以企业为主体，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联合，提高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

　　（五）鼓励自主创新，促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六）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九条　编制创新计划的依据为：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和国家产业技术政策；

　　（三）全国技术创新纲要；

　　（四）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的整体部署；

　　（五）近期技术创新发展重点；

　　（六）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规划。

　　第十条　编制创新计划的程序为：

　　（一）国家经贸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经济运行情况以及产业技术发展方向，确定并发布技术创新计划项目指南，内容包括当年发展的产业技术领域、研究开发重点和技术创新目标等。

　　（二）项目承担单位依据项目指南提出立项申请，并提交项目申请表和项目立项建议书等申报材料。

　　（三）项目主持单位根据项目指南和有关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后，上报国家经贸委。

　　（四）国家经贸委组织专家组或委托相关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筛选，提出评审意见。

　　（五）国家经贸委根据《国家技术创新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对重大项目组织招标，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六）国家经贸委根据评审意见或招标结果，组织编制并下达年度国家技术创新计划。

　　第十一条　申报新产品试产项目的，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填写国家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申请表，并附省部级新产品鉴定证书、技术总结报告、专利证书、奖励证书、用户意见和检测报告等，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审查后报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贸委组织专家评审后，编制并下达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

　　第四章　计划实施

　　第十二条　创新计划的项目管理实行项目目标责任制。

　　第十三条　创新计划下达后，项目主持单位应当尽快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目标责任书。

　　第十四条　项目主持单位负责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组织工作，项目承担单位具体负责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

　　第十五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严格履行项目目标责任书，因故延期履行的，应当按程序逐级上报审批，但延期最长不得超过1年。

　　第十六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确定项目负责人，并保证项目实施的各项条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十七条　创新计划项目开始实施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于每年年底前向项目主持单位报告项目的执行情况总结，包括项目进展、资金落实情况以及下一年度安排等，并由项目主持单位汇总后报国家经贸委。

　　第十八条　对重大项目应进行中期评估，其结论作为项目继续实施或调整的依据。

　　第十九条　创新计划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向项目主持单位提出验收申请，由项目主持单位报国家经贸委批准后依据项目目标责任书组织验收。

　　第二十条　项目验收时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交相应的文件和资料，包括计划下达文件、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目标责任书、项目验收申请、项目总结报告、有关测试报告、工业性试验报告、用户使用报告、项目经费决算表和有关成果、专利、查新报告和技术标准等。

　　第二十一条　创新计划项目主持单位在组织项目验收时，应组成项目验收组开展验收工作。验收组不应少于7人，其成员应当是熟悉本专业并在本领域或本行业内有一定权威的技术、经济、管理和工程方面的专家，并且具备优良的职业道德，能够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提出具体意见。与验收项目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

　　第二十二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成果，可以在项目验收时按照《新产品新技术鉴定验收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鉴定工作。

　　第二十三条　创新计划项目验收后2年内，项目主持单位应对项目进行跟踪。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四条　创新计划的项目资金由多渠道筹措组成，主要资金构成包括项目承担单位的自有资金、金融贷款、市场融资，项目主持单位补助资金和国家拨款等。

　　第二十五条　对国家拨款的项目，地方也应给予相应的拨款支持。

　　第二十六条　国家资助拨款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制定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项目主持单位应将当年项目经费下达、落实和使用情况报国家经贸委备案。

　　第六章　计划调整

　　第二十八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应当予以调整或撤销：

　　（一）市场需求发生急剧变化的；

　　（二）技术经济指标已低于国内已有同类技术的；

　　（三）同一项目同时列入其他国家级科技计划的；

　　（四）实施项目的主要经费不能落实或挪作他用的；

　　（五）与其衔接的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基本建设计划难以落实的；

　　（六）项目承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发生重大变化，致使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的；

　　（七）项目主持单位组织管理不力的；

　　（八）因其他原因应予调整或撤销的。

　　第二十九条　出现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项目需要进行调整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向项目主持单位提出调整申请，由项目主持单位提出意见报国家经贸委批准。

　　第三十条　出现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项目应予撤销的，项目主持单位应当及时提出撤销处理意见，报国家经贸委批准。

　　第三十一条　国家经贸委对项目进行评估后可直接予以调整或撤销。

　　第三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保证按期完成项目内容。延期项目未验收前，项目承担单位不得再申报新项目。

　　第三十三条　已确定调整和撤销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应作出经费决算按程序报批。对调整的项目应当按调整方案作出财务处理，撤销项目的剩余国家拨款应当如数上缴。

　　第七章　成果管理

　　第三十四条　创新计划项目取得的技术成果归属，按照项目目标责任书规定执行；未作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五条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技术创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实物资产，应当按国家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十七条　技术创新项目取得的技术成果可以作为申请国家、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表彰奖励的依据。

　　第八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取消其3年的申报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创新计划主管部门和项目主持单位工作人员在审查、审批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律文化论


解国臣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的生命是指法律能为社会所实践。又从文化及法律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必须有文化的支持，即法律要深植于文化之中。接着又对法律规避进行分析，指出法律规避的现象其实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在现实中，创造传统是使法律具有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法律的生命 文化 法律文化 法律规避 传统 传统的创造


一、 法律的生命

斯芬克斯之迷埋藏在人类及其所有的创造物之中。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①可是法律的创制者们却发现他们的法律总是让他们失望，而善良的老百姓们却总是处在痛苦的高压中。在结束野心勃勃的战争之后，赢政开始自信的制定法律，并且踌躇满志的要使秦王朝万世一系。几十年后，他的敌人发现，赢政的失败，正是由于他所制定的法律，他所创立的王朝连同战马和剑戟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后。可令汉王朝的儒者们不解的是何以赢政的祖辈们如此成功？斯芬克斯之迷的又一面？！从悠古的历史积淀中我们发现：法律是有生命的。法律的生命同文化的生命一样源自于人的生命。当我们在论述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人的生命！
所谓法的生命，首先应该是法律能够为社会所实践。换句话说，即是法律体现了社会。因为法律是现实理性，是法律的创制主体对社会的理解，用法的形式设定的一个完整的基本的社会秩序，并希望能够在社会发生纠纷时为其提供一套标准和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秩序。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法律于法律之间有了区别，其生命力是强盛的还是短暂的？法律是理性还使得法律的创制主体希望借助法实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法律还应承担一定的功能。因此，法的生命还应体现在实现这些功能上，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变革。
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之争，构成了中国法律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前者主张将西方法律传统中有益的东西经由立法而纳入中国法律制度中，而后者主张将中国各种传统中有益的资源经由立法而容入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之中。②事实上，无论是“移植”西方法律传统，还是发掘“本土”资源，其目的都是想赋予法律以更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承载中国在法治之路进程中的理想。
然而无论是“法律移植论”还是“本土资源论”，似乎是只要法律具有一些资源，就会自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果真如此吗？

二、 文化的概念

我相信法律的生命力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因为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属于文化；文化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然而什么是文化呢？
关于文化的最经典的定义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所下的，他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对文化的较早的界定的确对许多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其中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他将文化只限定在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领域，这些要素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就是文化。后来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然而，无论文化包括那些要素，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对我们有意义。“美国的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一词．．．．．．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们整套的‘生存样式’”。②而作为生存方式，文化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整套生活习惯和能力，使我们得以生存于既定的社会中；其次是一种世界观，使我们按照既定的模式去看待社会，理解社会。虽然这一种世界观是在人类群体从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是其反映；但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决定着这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包括对法律及其制度的态度和法律生活。一套完整的文化还应包括一套工具和制度，这是文化运行所必不可少的。
“我主张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符号性的。……人是一种悬挂在由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我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③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它确实道出了文化的一个特征，即符号性，隐藏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文化的确无时无刻不向人们传达意义，“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④文化的符号性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文化的濡化过程，即文化的习得过程。这一过程有两方面得含义：它是人类群体中的个体接受文化并成为群体中得一员得过程，又是文化以传统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得基础。第二个结果是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产生得以可能，相反的情况——文化冲突——也可能发生。
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系统性。虽然文化总是通过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它决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文化是一种靠各种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素组织起来的相对自足的复杂整体。系统性首先表明的是文化具有结构，再这个结构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正是系统性的第二重含义，各种元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自组的，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和谐的，以至于它对于异质的外来物最初都采取排斥的态度。
文化的符号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的运转，这使文化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依据这一力量，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的话，则将其排斥在自身之外，“那就意味着，你不仅从村中消失，而且从人类中消失。……他们都认为是你遗弃了他们。”⑤文化的规范性是其系统性的最有效的保证。
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复杂但五彩缤芬的人类的创造物，其特点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表述清楚的，但这足以让我们理解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来说，文化不在是单纯的社会规范，而是包含着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意义的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三、 法律与文化

文化的概念扑朔迷离导致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也难以把握，甚至有人根本否认法律文化这一术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①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建立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上的关于法律的认识。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子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因果报应和灵魂再生不仅是印度宗教教义的基础，而且深入到印度人的观念的最深处，构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基点。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了直到今天依然是构成印度社会基本结构的种姓制度，使得达罗庇荼人成为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不可接触的人：他们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特权，居住在与世隔离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必须非常小心的避免玷污各种姓的成员，直到近代，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竹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即每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②由于这些观念相对与雅利安人来说是先进的，并且是可利用的，因此，它们成为整个印度的观念。③
因此，印度的哲学起源于对苦难的关注，然而它们又提供了逃脱苦难的希望。佛教的四圣谛充分表达了印度哲学的这一立场：“人生有苦，苦皆有因，苦因可灭，灭因有道。”④然而，相对于现世的苦难来说，前世的行为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他们要抛弃所有的理智与经验，要“四大皆空”，方能感知到前世，感知到实在，感知到宇宙和神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精神中较低级的部分，如情感、知觉、经验、身体诸功能、言语等，还是精神中较高级的部分——理智——都构成了灵魂与实在之间的屏障的变异与分化。“……只有当灵魂从对各种变异的依恋中解放出来而与实在相联结，方才不会有苦，，这时获得的乃是纯粹的、彻底的、无差别的生命。”⑤
因此，印度人解救苦难的方法是灵魂的进化。这种灵魂的进化又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这种进化指向的是dharma ,既我们通常说的“达摩”。要想理解它有一些困难， “因为它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因词义的多样性而需要把词义范围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类，而在于词的不确定性，它的词义范围无限延伸，几乎没有边界。”⑥就宗教意义来说，它不仅指弥漫于宇宙的最高精神——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婆罗门，而且指这样一个境界，教徒们通过修行，已经退出了感觉世界，摆脱了欲望和理性的束缚，为婆罗门所接受，从而跳出轮回，不再受苦。dharma 不仅是神，而且是神的王国。“在佛教的巴利语中，dharma被写成是dhamma,从此一角度看，它可以有并已经有了上千种的译法：‘正当’、‘真理’、‘必由之路’等”。①在沃尔泼勒·胡拉勒（Walpola Rahula）(一个佛教徒)看来，“在佛教术语中，没有一个词比dhamma有更广的含义……任何东西，宇宙之内的或宇宙之外的，好的或坏的，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相对的或绝对的”。②要想进入神的王国，就必须按照神规定的道路前进。再这一意义上dharma又是教徒在修行时必须遵守的戒条。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被认为是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相联系的，而对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界定则是超验的，是由dharma界定的。
由此就构成了这种灵魂的进化的第二个特征，即每个人在这一道路上，都是各自进行，沿着属于自己的dharma前进，最终获得解救。因为每个人的“苦因”和dharma不同。“灵魂的发展是一种孤独的事业”。③也就是说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个别的和不统一的。每个人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没有明文记载，必须靠与dharma的超验接触才能得到。而在现实中，往往是婆罗门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的；因为婆罗门被认为是能与作为天神的婆罗门接触的人。（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类的人有着相同的或相类似的dharma，比如婆罗门、刹帝利、与贱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
“dharma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存在着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则。dharma是秩序的原则，而不管那种秩序实际为何。……一种存在的dharma，既是他作为人类的特征，也是他作为个体的职责……。他可以拒绝履行他的职责，这也就否定了他的自然，但印度人把这种冲突视作不和自然规律的现象，是必须加以清除的……”④
履行这一职责的即是王。王被称为dharma捍卫者。因为王通常被认为是神的后裔，是凡间的dharma；“王的dharma在于捍卫dharma”。早在远古的印度，王的职责即被规定在法律中了，《摩奴法典》用了三章——占全书的1/4——的篇幅来记述这些职责。由此而进行的审判工作也是零散的和不统一的。而且这种捍卫dharma的方式是将事实解释为一系列的dharma，而把“应然”和“实然”相联结，即先确定当事人的dharma，再确定纠纷及其解决。
因此，我的结论是，法律的运行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法律的生命深藏于文化之中。对于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决定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制度的组织。法律的运行并不是国家单方的行为，我们宁愿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按照各自对法律的理解和态度所进行的法律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能否顺利运行，并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社会来说，对法律的实践，不仅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于较好的行为后果的
的期望的结果，而是这种法律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融入社会；是这种法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
四、法律文化与法律规避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文化圈内的法律系统是由这个文化圈中的人的观念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观念对于个体参与法律生活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现实的法律与观念的法律总是一致的，并相互作用；这就是法律文化，即一个文化中的群体或个体依据其法律观念参与社会的法律生活。
现代世界的特征使我们在考虑法律文化时不得不将现实的法律与观念法律相分离，虽然法律文化是他们的结合体。因为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辛勤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包括社会群体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性造成了在一个政治统一的社会中，文化并不统一，法律文化往往也并不统一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中，作为现实法律的国家法与作为观念法律的民间法的不一致格外引人注目①。因为民间法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活的法律，本身既是一种实在秩序又是抽象的规则；而国家法在为社会实践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实在秩序的意义；但国家法作为国家意志，它必须为社会所实践，而且又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具有强制的人为的普适性。这种冲突的结果的法律表现即是法律规避，对国家法的规避。在具体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往往面临着几种不同得法律行为方式的选择，是国家法还是其生活群体信其所是的民间法？当当事人选择了后者时，法律规避的现象就产生了。
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也许法律规避②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随之而来的是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就当事人来说，由于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选择是合适的并且是可取的，他并不会笨到要选择于他最不利的行为方式。事实上这并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两种法律或许在价值取向上不同，或许在行为模式上不同，或是两种法律选择所要求的成本有差异。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则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③
国家虽然是由社会产生的，在国家建立之初，或许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强有力的控制。但国家及其统治机构毕竟不能参与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作为国家法的制定者的国家所持有的理念也不同与社会，他们过多的考虑了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都会参与一个以西方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而在社会，在民间，一般群体所持有的理念则要世俗得多，并且大多数都保持着传统特色。
这并不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就存在着绝对的分界。法律规避是在当事人明显了解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这就表明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选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说，当国家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当事人看来，比民间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更合理时，法律规避或许就不会再发生了。“……国家法是私了的基点，哪一方对国家的制定法了解得越多，越确定，他们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就越能运用这些知识控制局面，操纵整个私了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法则通过法律规避对当事人的法律观念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对于国家法来说，其生命当然不能只有这么一点影响。只有当国家法在社会上运行，而没有法律规避的现象出现，成为为社会所实践的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时，才能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五、传统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