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藏族自治州公路管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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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藏族自治州公路管护条例
玉树藏族自治州公路管护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5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11月25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建设和管理，发挥公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境内的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
第三条 本条例所指公路管护范围：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涵洞、排水设施、防护构造物、里程碑、路标、测桩、安全设施、养护设施、护路林木、养护料场、公路用地、专用房屋等。
第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公路主管部门负责全州公路管理工作。公安、土地、城建、工商、水电、农牧等部门配合做好公路管理工作。
自治州境内的公路实行分级养护和管理，州至县道由州工交局负责，县至乡道由县工交局负责，乡至村道由所在地乡人民政府负责，专用公路由使用单位负责。州、县工交局协助省公路管理部门做好国道、省道的管护工作。
第五条 公路养护单位应定期检查路况及其设施，及时修复损坏部分，保持公路的完好、平整、畅通，提高公路的耐久性和通过能力。
第六条 在公路两侧修建民用建筑、草原围栏等永久性工程设施，其建筑物边缘与公路边沟外缘的间距为：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控制的红线范围内不得办理土地征用或宅基地审批手续。
第七条 禁止在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取土、挖砂，构筑设施，堆放物料，倾倒垃圾等。禁止在大型公路桥梁的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采挖砂石，修筑堤坝和进行爆破作业。
禁止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物，以及进行其它危及车辆安全行驶的行为。
第八条 建设单位修建工程，需要临时挖掘公路、占用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时，应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并保证车辆安全通行。完工后，建设单位应按原有标准修复。
第九条 公路养护单位在公路养护中，应加强对沿线植被、环境和通讯设施的保护。对造成耕地、草地、林地损坏的，应进行复垦或按有关规定向主管部门缴纳补偿费。
第十条 在公路用地范围以外设置公路养护砂石料场或施工取土场地，需要占用土地的，应报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社会公益事业办理长期或临时拨用手续。
经依法划拨使用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索取价款。
第十一条 公路遇有雪阻、塌方、水毁、泥石流等灾害造成交通严重受阻时，公路主管部门或养护单位应及时报请当地政府组织抢修，尽快恢复通车。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履带车和铁轮车不得在铺有路面的公路上行驶。
第十二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对公路养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公路主管部门分别情况，责令其停止危害行为，限期拆除违章设施，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200～2000元的罚款。
公路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公路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
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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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杨德寿 / 河南远思律师事务所
摘要：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动机和目的各要素，这些要素的认定，对刑法规定的一切犯罪的认定都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也就是说，在刑事审判中，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首先对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但司法实践当中，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人员和辩护律师，往往忽略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从而导致冤案的产生，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且认为只有陪审团才能对这一既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作出最接近实际的认定。
关键词：犯罪主观方面、故意、过失、认定主体、陪审团。
概 述
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特别是行为人的罪过也即故意或过失，将成为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必不可少的一个要件；而认定行为人的目的也将成为认定行为人构成某种犯罪的特定要件；至于行为人的动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虽然不影响对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定性，但对行为人的量刑仍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条规定说明，那怕产生了多么严重的损害结果，只要造成这种结果的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都不构成犯罪，不管行为人是否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否犯罪完全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具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可以这样认为，《刑法》的每一条款犯罪以及刑罚轻重的设定，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他的行为，更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有罪过。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犯罪的认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其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那么，如何认定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当中，我们却把它忽略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导致冤案的产生，而忽略这些要素认定的原因又产生于我们过于简单化的审判组织形式，即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之所以复杂，原因在于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属于被告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而主观的一切东西均来自人的内心。我们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对他内心世界的状况进行考察。只有通过与行为人危害行为有关的一些客观事实来推断（必然存在偏差）也即“认定”他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有没有犯罪的罪过。
因为犯罪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必不可少的主观要件，本文将从刑事被告人的故意或过失、目的和动机各方面来探讨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问题。
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意义和目的
1、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意义
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对于刑法规定的这些犯罪，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某些情况下还要求有一定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才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就这些犯罪而言，如果行为人没有刑法中相应罪名规定的故意或过失或目的，他就不构成犯罪。
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庭在审理具体犯罪案件时，在调查被告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中主观要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一步骤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一定被独立地列为一个阶段或一项独立的内容，它可能在调查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同时加以解决。总之，这种认定在刑事审判当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将成为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界定标准。
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重要性，结合它不被重视的现状。作者认为，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对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应当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项独立内容或步骤。
2、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目的
对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与对他危害事实（判决有罪以前不宜称为“犯罪事实”）的认定一样，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相比之下，对刑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比对其危害事实的认定要复杂的多，因为被告人的罪过或目的或动机来自他的内心。然而，在通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对被告人罪过、目的或动机的认定却显得过于轻率，在此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冤案的产生。
未对犯罪主观方面进行认定的案例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证据的叹息》介绍一起伤害案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四川省阆中市的余英和杨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杨英路经余英的小卖部时说自己还没吃早饭，想向余英借点钱，正好杨英以前买过9元钱的鸡蛋送给余英，所以余英说你不用借，我把鸡蛋钱还给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块钱给杨英。而杨英只要9块，不要10块，余英说多1块钱没关系，不用那么客气，二人就这样相互谦让着。突然，杨英从小卖部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余英和丈夫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将杨英送到了阆中市人民医院。经诊断，杨英右腿粉碎性骨折。事发两年后杨英报案称其伤害是因为当时余英将其推倒造成，因而引起一场涉嫌故意伤害的刑事诉讼，结果余英被一审法官判决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二审法官认定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在这起案例中，侦查人员、公诉人、法官乃至《今日说法》的主持人和所邀请的专家，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司法人员和《证据的叹息》讨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杨英的摔倒究竟是否余英推倒造成？而没有关注这样的问题，即：既便杨英摔倒系余英所为，余英就一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吗？也就是说，杨英的伤害结果达到了故意伤害犯罪的刑事追诉标准，但我们能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伤害结果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吗？如果余英推了杨英，我们可以认定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但“推”的故意等同于“伤害”的故意吗？
几年前，郑州市中牟县法院审理一起“共同”故意伤害案，该案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可惜的是，两位被告人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这是郑州电视台“法庭传真”播出的一期节目，大致的案情是：一周姓男子，因与同村某成年男性甲某发生争执，后该周姓男子又找来另一周姓男子，说是要“教训教训”甲某。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该甲，一个抱着甲某，另一个就用拳头打甲某的上身，结果导致甲某死亡。对甲某的死因鉴定结论是，甲某原患脾脏肿大疾病（其脾脏为正常人的两倍还要多），在外力作用下破裂，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本案同样涉及对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即二被告人是否真的在追求甲某伤害的后果？其“教训教训”指的是什么？他们“明知”甲某患脾脏肿大的疾病吗？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脾脏肿大者的伤害后果（受伤或死亡）吗？这对认定二被告人的犯罪故意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在法官审理当中连调查都没有！甚至，惟一出庭的辩护人都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表示认可。
正常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主要是被告人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统称为罪过，对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的认定也即对其罪过的认定。对某些犯罪来说，只有在被告人有故意的情况下他才构成犯罪，而有些情况下，被告人只要有过失即可构成犯罪。
在对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尚没有认定以前，我们还无法最终确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究竟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作者分别论述行为人故意、过失、目的和过失的认定，并不表明法庭在认定行为人故意时不能认定行为人的过失等要素。事实上，故意往往与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有密切联系，而过失则不存在目的和动机。
一般情况下，公诉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证据，在起诉时已经对刑事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名称有了初步的判断。因而，刑事诉讼一般也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对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认定。比如，公诉人起诉被告人构成故意犯罪，法庭则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故意”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如果，公诉人以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起诉，则法庭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过失”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
一、犯罪故意
《现代汉语词典》对“故意”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确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其中就包括对“故意”一词的解释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种因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既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指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具有故意的行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将决定行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对于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认定，按现行的刑法规定并不影响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定性。
在认定行为人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时，对前者认定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控制他的行为，从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害行为能够帮助我们认定他的意志因素也即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但对他意识因素的确定就有一定难度。我们很难下这样的结论，也即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
明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亦即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包括三项内容：⑴、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即对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内容及其性质的认识；⑵、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行为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⑶还应包括对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即对法定的犯罪对象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手段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时间、地点要有认识。
对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应当包括对其意识内容（即明知与否）的认定和对其意志内容（即希望或放任与否）的认定。与明知所包括的三项内容相一致，对行为人明知的认定也应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认定；对行为人意志内容的认定，主要是认定刑事被告人对其明知的结果是希望的或是放任的。
二、犯罪故意的认定
要寻找犯罪故意的认定途径，应首先考虑与犯罪故意认定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应是通过某种方式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因而它们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因素包括：1、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他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客观事实可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动机；2、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包括为实施该危害行为相关的所有行为包括预备、实施危害行为以及后续行为；3、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4、发生危害结果时，与发生该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5、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学识。
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认定主要考虑行为人的一贯表现和其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认定有助于我们区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预谋的还是突发的。就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在定罪处罚上对有预谋的犯罪和突发的犯罪并未区分。事实上，这两种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能等同的，作者认为应当加以区分。对上述2、3、4、5、6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认定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否明知、是否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可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
1、对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在认定犯罪故意时，之所以要综合考虑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是因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独立引起，危害结果也是行为人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才发生的。
①对危害行为的分析
对危害行为的分析，主要看行为人所采取的具体危害行为。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使用工具？如果使用了工具，还得考虑这种工具的性质和其对该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比如行为人使用了枪枝，从枪枝这种工具的性质上，我们知道它可以导致自然生命的终结；从使用方法上，我们还得从危害结果看行为人是否开了枪，如果开了枪，还得从危害结果看开枪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可能是被害人头颅、胸腹部、四肢或天空，不同的目标可以反映出行为人不同的意图。尽管如此，这种反映出来的意图也不是绝对准确的，比如行为人只希望打伤被害人，但在开枪时被害人的身体发生移动或行为人的枪枝突然受到外力影响导致伤害部位偏离原定目标从而造成受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显然是不妥当的。
②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
前述引用的《刑法》第十六条，实际上正说明了损害结果发生的多因性。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实际上还是分析这种危害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在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危害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有些情况下，实际的危害结果虽然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这种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并不直接，或虽直接但该行为不是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比如上述两周姓男子对甲某的伤害，虽然甲某的死亡是由两周姓男子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导致甲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甲某本身原有的脾脏肿大疾病。因此，仅从实际的危害结果来判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靠不住的，余英故意伤害案的判决与本案一样，就是典型的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典型案例；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天价葡萄案”，法学专家在讨论如何处理时也有类似倾向。
③对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的分析
对这种时空条件的分析，对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虽不直接但却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实际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以余英故意伤害案为例，如果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很高，人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摔下去会造成伤害的后果，假定余英将杨英故意推下了台阶，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这个台阶下是万丈深渊，认定余英构成故意杀人也不为过。否则，仅以余英小卖部前存在一个小台阶（现场条件），结合余英实施（假定）推杨英的行为，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是难以成立的。显而易见，小卖部前的台阶高低以及杨英是否穿高跟鞋对杨英的伤害后果具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
④对侵害对象具体情况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侵害对象，同样的危害行为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危害后果，尤其在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会游泳的人与不会游泳的人，同样被推入深水中产生的后果就不会相同；当婴儿和成年人一样被作为侵害对象时，同样用被子将侵害对象的鼻子捂起来，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成年人会安然无恙但婴儿可能就会死亡。因而，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比如侵害对象是否会游泳）以及行为人对侵害对象相应能力的了解或“明知”，对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司法行为
2000年11月5日 10:42 济南,政法论丛 发表时间：199701
一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三）行政调解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说服教育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形式，在新时期已成为行政指导方法的一种，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和宽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行政调解也应当同其他行政司法行为一样具有其相应法律效力，否则它同民间调解就无实质区别，也无任何权威，就很难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功能。为此，我们认为，行政调解协议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履行，另一方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只不过在执行调解协议之前，必须由法院重新审理，如法院认为调解协议合法，才判令执行。
（四）深入探究行政司法行为，还必然涉及到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特征。行政司法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它是指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司法机关与其他参加人之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发生的各种关系，其实质就是行政司法机关在依法裁处各类纠纷过程中与有关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主体不限于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专门机构），它还包括发生并要求解决争议或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公民、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而且行政司法法律关系还不同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同管理相对人之间地位具有不对等性，行政行为具有单方面性，其法律关系具有强制性等。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机关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充当裁判者来解决相对人双方之间的纷争，因此作为行政司法机关，就必须充分注意和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以及回避等重要司法原则，以体现其公正性，从而既保证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又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杨德寿 / 河南远思律师事务所
摘要：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动机和目的各要素，这些要素的认定，对刑法规定的一切犯罪的认定都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也就是说，在刑事审判中，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首先对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但司法实践当中，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人员和辩护律师，往往忽略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从而导致冤案的产生，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且认为只有陪审团才能对这一既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作出最接近实际的认定。
关键词：犯罪主观方面、故意、过失、认定主体、陪审团。
概 述
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特别是行为人的罪过也即故意或过失，将成为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必不可少的一个要件；而认定行为人的目的也将成为认定行为人构成某种犯罪的特定要件；至于行为人的动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虽然不影响对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定性，但对行为人的量刑仍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条规定说明，那怕产生了多么严重的损害结果，只要造成这种结果的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都不构成犯罪，不管行为人是否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否犯罪完全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具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可以这样认为，《刑法》的每一条款犯罪以及刑罚轻重的设定，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他的行为，更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有罪过。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犯罪的认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其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那么，如何认定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当中，我们却把它忽略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导致冤案的产生，而忽略这些要素认定的原因又产生于我们过于简单化的审判组织形式，即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之所以复杂，原因在于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属于被告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而主观的一切东西均来自人的内心。我们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对他内心世界的状况进行考察。只有通过与行为人危害行为有关的一些客观事实来推断（必然存在偏差）也即“认定”他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有没有犯罪的罪过。
因为犯罪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必不可少的主观要件，本文将从刑事被告人的故意或过失、目的和动机各方面来探讨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问题。
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意义和目的
1、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意义
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对于刑法规定的这些犯罪，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某些情况下还要求有一定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才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就这些犯罪而言，如果行为人没有刑法中相应罪名规定的故意或过失或目的，他就不构成犯罪。
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庭在审理具体犯罪案件时，在调查被告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中主观要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一步骤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一定被独立地列为一个阶段或一项独立的内容，它可能在调查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同时加以解决。总之，这种认定在刑事审判当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对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将成为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界定标准。
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重要性，结合它不被重视的现状。作者认为，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对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应当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项独立内容或步骤。
2、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认定的目的
对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与对他危害事实（判决有罪以前不宜称为“犯罪事实”）的认定一样，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相比之下，对刑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比对其危害事实的认定要复杂的多，因为被告人的罪过或目的或动机来自他的内心。然而，在通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对被告人罪过、目的或动机的认定却显得过于轻率，在此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冤案的产生。
未对犯罪主观方面进行认定的案例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证据的叹息》介绍一起伤害案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四川省阆中市的余英和杨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杨英路经余英的小卖部时说自己还没吃早饭，想向余英借点钱，正好杨英以前买过9元钱的鸡蛋送给余英，所以余英说你不用借，我把鸡蛋钱还给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块钱给杨英。而杨英只要9块，不要10块，余英说多1块钱没关系，不用那么客气，二人就这样相互谦让着。突然，杨英从小卖部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余英和丈夫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将杨英送到了阆中市人民医院。经诊断，杨英右腿粉碎性骨折。事发两年后杨英报案称其伤害是因为当时余英将其推倒造成，因而引起一场涉嫌故意伤害的刑事诉讼，结果余英被一审法官判决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二审法官认定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在这起案例中，侦查人员、公诉人、法官乃至《今日说法》的主持人和所邀请的专家，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司法人员和《证据的叹息》讨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杨英的摔倒究竟是否余英推倒造成？而没有关注这样的问题，即：既便杨英摔倒系余英所为，余英就一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吗？也就是说，杨英的伤害结果达到了故意伤害犯罪的刑事追诉标准，但我们能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伤害结果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吗？如果余英推了杨英，我们可以认定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但“推”的故意等同于“伤害”的故意吗？
几年前，郑州市中牟县法院审理一起“共同”故意伤害案，该案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可惜的是，两位被告人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这是郑州电视台“法庭传真”播出的一期节目，大致的案情是：一周姓男子，因与同村某成年男性甲某发生争执，后该周姓男子又找来另一周姓男子，说是要“教训教训”甲某。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该甲，一个抱着甲某，另一个就用拳头打甲某的上身，结果导致甲某死亡。对甲某的死因鉴定结论是，甲某原患脾脏肿大疾病（其脾脏为正常人的两倍还要多），在外力作用下破裂，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本案同样涉及对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即二被告人是否真的在追求甲某伤害的后果？其“教训教训”指的是什么？他们“明知”甲某患脾脏肿大的疾病吗？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脾脏肿大者的伤害后果（受伤或死亡）吗？这对认定二被告人的犯罪故意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在法官审理当中连调查都没有！甚至，惟一出庭的辩护人都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表示认可。
正常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主要是被告人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统称为罪过，对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的认定也即对其罪过的认定。对某些犯罪来说，只有在被告人有故意的情况下他才构成犯罪，而有些情况下，被告人只要有过失即可构成犯罪。
在对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尚没有认定以前，我们还无法最终确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究竟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作者分别论述行为人故意、过失、目的和过失的认定，并不表明法庭在认定行为人故意时不能认定行为人的过失等要素。事实上，故意往往与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有密切联系，而过失则不存在目的和动机。
一般情况下，公诉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证据，在起诉时已经对刑事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名称有了初步的判断。因而，刑事诉讼一般也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对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认定。比如，公诉人起诉被告人构成故意犯罪，法庭则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故意”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如果，公诉人以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起诉，则法庭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过失”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
一、犯罪故意
《现代汉语词典》对“故意”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确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其中就包括对“故意”一词的解释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种因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既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指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具有故意的行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将决定行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对于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认定，按现行的刑法规定并不影响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定性。
在认定行为人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时，对前者认定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控制他的行为，从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害行为能够帮助我们认定他的意志因素也即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但对他意识因素的确定就有一定难度。我们很难下这样的结论，也即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
明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亦即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包括三项内容：⑴、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即对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内容及其性质的认识；⑵、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行为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⑶还应包括对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即对法定的犯罪对象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手段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时间、地点要有认识。
对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应当包括对其意识内容（即明知与否）的认定和对其意志内容（即希望或放任与否）的认定。与明知所包括的三项内容相一致，对行为人明知的认定也应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认定；对行为人意志内容的认定，主要是认定刑事被告人对其明知的结果是希望的或是放任的。
二、犯罪故意的认定
要寻找犯罪故意的认定途径，应首先考虑与犯罪故意认定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应是通过某种方式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因而它们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因素包括：1、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他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客观事实可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动机；2、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包括为实施该危害行为相关的所有行为包括预备、实施危害行为以及后续行为；3、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4、发生危害结果时，与发生该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5、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学识。
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认定主要考虑行为人的一贯表现和其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认定有助于我们区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预谋的还是突发的。就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在定罪处罚上对有预谋的犯罪和突发的犯罪并未区分。事实上，这两种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能等同的，作者认为应当加以区分。对上述2、3、4、5、6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认定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否明知、是否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可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
1、对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在认定犯罪故意时，之所以要综合考虑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是因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独立引起，危害结果也是行为人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才发生的。
①对危害行为的分析
对危害行为的分析，主要看行为人所采取的具体危害行为。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使用工具？如果使用了工具，还得考虑这种工具的性质和其对该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比如行为人使用了枪枝，从枪枝这种工具的性质上，我们知道它可以导致自然生命的终结；从使用方法上，我们还得从危害结果看行为人是否开了枪，如果开了枪，还得从危害结果看开枪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可能是被害人头颅、胸腹部、四肢或天空，不同的目标可以反映出行为人不同的意图。尽管如此，这种反映出来的意图也不是绝对准确的，比如行为人只希望打伤被害人，但在开枪时被害人的身体发生移动或行为人的枪枝突然受到外力影响导致伤害部位偏离原定目标从而造成受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显然是不妥当的。
②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
前述引用的《刑法》第十六条，实际上正说明了损害结果发生的多因性。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实际上还是分析这种危害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在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危害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有些情况下，实际的危害结果虽然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这种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并不直接，或虽直接但该行为不是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比如上述两周姓男子对甲某的伤害，虽然甲某的死亡是由两周姓男子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导致甲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甲某本身原有的脾脏肿大疾病。因此，仅从实际的危害结果来判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靠不住的，余英故意伤害案的判决与本案一样，就是典型的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典型案例；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天价葡萄案”，法学专家在讨论如何处理时也有类似倾向。
③对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的分析
对这种时空条件的分析，对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虽不直接但却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实际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以余英故意伤害案为例，如果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很高，人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摔下去会造成伤害的后果，假定余英将杨英故意推下了台阶，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这个台阶下是万丈深渊，认定余英构成故意杀人也不为过。否则，仅以余英小卖部前存在一个小台阶（现场条件），结合余英实施（假定）推杨英的行为，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是难以成立的。显而易见，小卖部前的台阶高低以及杨英是否穿高跟鞋对杨英的伤害后果具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
④对侵害对象具体情况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侵害对象，同样的危害行为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危害后果，尤其在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会游泳的人与不会游泳的人，同样被推入深水中产生的后果就不会相同；当婴儿和成年人一样被作为侵害对象时，同样用被子将侵害对象的鼻子捂起来，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成年人会安然无恙但婴儿可能就会死亡。因而，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比如侵害对象是否会游泳）以及行为人对侵害对象相应能力的了解或“明知”，对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司法行为
2000年11月5日 10:42 济南,政法论丛 发表时间：199701
一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三）行政调解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说服教育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形式，在新时期已成为行政指导方法的一种，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和宽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行政调解也应当同其他行政司法行为一样具有其相应法律效力，否则它同民间调解就无实质区别，也无任何权威，就很难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功能。为此，我们认为，行政调解协议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履行，另一方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只不过在执行调解协议之前，必须由法院重新审理，如法院认为调解协议合法，才判令执行。
（四）深入探究行政司法行为，还必然涉及到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特征。行政司法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它是指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司法机关与其他参加人之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发生的各种关系，其实质就是行政司法机关在依法裁处各类纠纷过程中与有关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司法法律关系的主体不限于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专门机构），它还包括发生并要求解决争议或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公民、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而且行政司法法律关系还不同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同管理相对人之间地位具有不对等性，行政行为具有单方面性，其法律关系具有强制性等。在行政司法活动中，行政机关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充当裁判者来解决相对人双方之间的纷争，因此作为行政司法机关，就必须充分注意和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以及回避等重要司法原则，以体现其公正性，从而既保证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又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