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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强奸”之探讨
（作者 黄乔稳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法学）

【内容摘要】 婚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采用暴力或其它方式与妻 子发生性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一直是许多国家法学界人士争论的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在对 "婚内强奸"行为的法律规定和认定上也不尽相同。本文对婚内强奸罪，这个在司法实践中和司法理论界都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作全面地分析和阐述，并强调其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 婚内强奸 罪刑法定 强奸行为 强迫性行为

“婚内强奸”一直是个极敏感的话题，我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近年来，婚内“强奸”是否成罪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大多数观点将之称为“婚内强奸”，指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婚内丈夫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当今法学界争议颇大，大多数国家都对“婚内强奸”的成立持否定态度，因此，本文主要就“否定说”作一些探讨！
　 一、“婚内强奸”的构成条件和强奸罪不同
“婚内强奸”它仅发生在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之间，发生不合意的性行为之时。一般指男方在女方不原意或明确表示拒绝时，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行为。行为主体的独特性决定了行为环境的独特性，从而也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强奸罪。性行为则是婚姻关系的主要内容，夫妻双方均有要求性行为的权利和提供性行为的义务。正是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婚内强奸不能以强奸定罪，解释如下：第一、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应当忠实。这就限定了夫妻任何一方性行为的唯一性，且同居是双方应尽的义务。这决定了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权利受到拒绝时，维权者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强制履行权。以不造成严重后果为限。第二、我国《刑法》的强奸罪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婚内构成强奸。法无明文不为罪。如果仅以违背妇女意志为标准的话，认定强奸罪，婚内强奸在司法实践中将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能否正确实施我想也不好把握。
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好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二、婚内强奸——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主体不应该成立
婚内丈夫不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因为新《刑法》把“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并未有“强奸妻子罪”这一法律规范，因此对新《刑法》第２３６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不能作任意扩大解释，应根据立法原意，依法定罪量刑，既不能感情用事、曲解法律，也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乱定罪名、滥施刑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婚内强迫性行为”。
“ 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即不存在婚内强奸。主要依据是：（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应该有“奸”的问题存在。因为按照有关汉语辞典的解释，所谓“奸”，是指奸淫，它与通奸、强奸一样，是非婚姻关系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丈夫与妻子间无奸可言。另外，构成强奸罪必须同时具备“强”和“奸”两个条件。其中，“强”是手段、形式；而“奸”才是强奸罪的前提和本质。光“强”无“奸”，不是强奸，有“强”有“奸”，才能定强奸。（2）婚姻契约论。即婚姻是男女双方自愿订立的以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民事契约。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以这一合法契约为前提，即使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进行性行为，也不属于强奸罪的范畴。（3）道德调整论。即合法的夫妻关系受法律保护，夫妻双方均有性生活的权利义务，因此，丈夫不应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则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4）如果认为这种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那么势必会使得丈夫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可能导致妻子歪曲或者捏造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妻子报复丈夫的手段合法化。（5）如果丈夫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妻子发上性行为，那么，妻子拒绝的并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丈夫的暴力或者胁迫行为，因此，也不应成立强奸罪。
夫妻之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不构成对妻子的“强奸”，即认为“婚内无奸”。
试想：如果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能被称为强奸的话，夫妻正常的性生活是否也可以叫做通奸或和奸？如果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能被判强奸罪的话，丈夫以暴力手段向妻子要钱要物是否构成抢劫罪？丈夫瞒着妻子从家里拿钱拿物是否构成盗窃罪？
三、“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强奸行为
“婚内强迫性行为”与强奸的本质区别是：强奸的行为主体不享有与被强奸主体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强奸者所实施的暴力或胁迫手段的目的是，首先“取得”这种发生性行为的权利然后使用它，丈夫与强奸者的不同正在于他享有与妻子发生行为的法定权利，丈夫强迫妻子发生性行为勿需取得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他对妻子实施暴力或胁迫的手段，实质上是对其法定性交权利的滥用，不存在强奸问题！
1、从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角度上讲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非法性关系，而婚内性关系是合法的。婚内丈夫与妻子发行性交，是双方在行使自己权利同时也在履行义务，虽说丈夫有时滥用权利，但不能构成强奸罪的主体。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性交行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夫妻关系。可以这样说，只要妇女自愿与男子发生性交行为，男子的行为就不能是强奸行为，因为这时男子已获得与妇女发生性交的权利。男女一旦自愿结为合法夫妻，表明男女双方自愿将性交权利终身授予对方，并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的“注册”、“公证”(履行登记手续并颁发《结婚证》)，且得到法律的默示、认可，随之受法律保护，除非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双方才将这种权利各自收回。我们不能置夫妻间的婚姻关系于不顾，丈夫即使违背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只能是说丈夫滥用自己权利。所以说，对新《刑法》 第236条即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应认定不包括婚内丈夫，其犯罪对象(妇女)不包括婚内妻子 。刑法对强奸罪的构成主体，应当排除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子，丈夫强迫妻子不属于刑法调整范畴。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权利，即在违背妇女意志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强奸行为。
2、从婚姻法学等角度上讲 婚内强迫性行为虽是违背妻子意志，但不违法，属道德调整范畴。夫妻关系是具有夫妻身份而产生的人身关系，夫妻之间相互享有身份权，这一身份权突出体现在互以对方为配偶，并互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丈夫之所以有丈夫的权利，因为他具有丈夫的身份，妻子之所以享有妻子的权利，因为她具有妻子的身份。“人们把第三者同有夫之妇或者有妇之夫之间的性关系称之‘不正当的两性关系’，除因它是不道德的以外，就是因为他(她)们之间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夫或妻的身份。相反，谁也不把夫妻间的性关系说成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是“正当的两性关系”。男女双方一旦确立了合法的夫妻婚姻关系，便会随之形成夫妻间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权利，也是双方所负担的义务。
我国《婚姻法》 第7条规定: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取得结婚证的，即确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确立后，夫妻间就产生一系列权利与义务关系，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9条)， 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第14条)，夫妻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第18条)等等 。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唯独没有规定夫妻间有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男女之间一经登记结婚，即建立了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受法律保护，显然法律保护合法的夫妻间的性行为。也就是说，夫妻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与已过性生活的权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也都有与另一方过性生活的义务。这种特定的权利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确立而建立，并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一天，相互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有鉴于此，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此，丈夫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都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违法。
3、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上讲 性行为是夫妻间情感的一种需要。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反映着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人的情感需要既是生理上的需要同时也是感情上的需要。夫妻间性交是“性与爱”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的 。这也是我国婚姻立法基本精神，原则上要求男女双方“以至爱为前提”，“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性爱”分离的婚姻关系不是我国婚姻法所倡导的，如买卖婚姻、拉郎配，包办婚姻等，对准予离婚法律也规定“感情确已破裂”为标准。婚姻关系具有两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其自然属性当然包括夫妻间的性生活，婚姻法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理所当然地保护婚内性行为，这既是夫妻间的权利也是夫妻间的义务。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感情为基础，而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因素。这种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关系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上述种种自然因素，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婚姻家庭。因此，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其自然规律对婚姻家庭所起的作用，正是以这种自然属性为根据的。
4、从社会学等角度上讲 夫妻之间离不开性生活，性生活是维持沟通增强夫妻感情的桥梁和纽带。“性生活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是保持、沟通和增进夫妻感情的重要手段，是夫妻间感情领域的首要特征” 。国外有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示夫妻间双方必须过性生活，不规定性生活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但是司法解释说: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是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标准之一。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夫妻间有同居的义务，是受我国国情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是法律的默示。但是，认为性生活同等于债权债务关系的观点，也是于法不符的，于情不合的，正因为如此，法律对于夫妻婚内性行为，不加任何干涉，既使丈夫不经妻子同意，强迫妻子过性生活，也不构成违法，更不构成犯罪。
四、“婚内强奸”遭遇现实问题——中国暂不可行
面对国内有些提出“婚内强奸”概念并力主将其立法的意见，《检察日报》曾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质疑，认为应在中国现阶段的特殊时空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文章反问：就算“婚内强奸”确实已经具备了强奸罪之构成要件，我们就一定应该在现实条件下将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吗？即使国外的存在将“婚内强奸”立法化的趋势，我们就可以不加分析地依葫芦画瓢吗？主要指出：
1、惩罚丈夫就能维护妻子吗？ 目前，国内认为婚内强奸可以成立者之所以博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戴，是缘于其“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初衷。文章认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对妻子造成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认定“婚内强奸”为“强奸罪”，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苦用心也值得充分肯定，它似乎可以保证妻子在此时获得相对公正的对待。但是，需要追问一句，为了补偿妻子一时之感受而不顾其日后之处境（假如丈夫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甚至被判了刑而双方又没有离婚的话，妻子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促使丈夫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法律能成其为“正义的化身”吗？退一步说，即便是惩罚丈夫真的维护了法律上的妻子的人身权利，就能以此为理由而将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论处，从而去践踏否定论者们事实上所追求的法秩序吗？
2、个人自由大过社会秩序吗？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否定论与肯定论的分歧，实际上是秩序与公正的冲突，具体的说，就是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从应然的角度讲，秩序和公正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当二者不能兼顾时，法律，特别是刑法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应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取舍的标准并不相同，应当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但总的来说，我国仍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价值标准的重心仍然应该定位在社会秩序上，个人自由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在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发生冲突时，只能舍弃个别公正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链条，其和谐稳定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而且，夫妻间的信任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将相对于全社会而言只占极少数的“婚内强迫性行为”一概犯罪化，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将远远超过其所可能保护的利益。
文章阐述说，赞成“婚内强奸”与否的争论，实际上是秩序与公正的冲突，由于性生活的隐蔽性及夫妻之间特有的身份关系，实际上是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的冲突。倘若将“婚内强奸”一概犯罪化，对社会秩序之破坏是现实的毫无疑问的，而若法律在原则上不规定婚内强奸而交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只会导致可能的个别公正的丧失（的确有妻子反对的只是暴力的方式而并非性交的要求本身的情况；况且，还有司法裁判作为运送正义的“最后防线”）。在秩序与公正之间，在社会秩序与个别公正之间，我们希望“鱼与熊掌兼得”，但是“二者不可得兼”呢？实际上，如果将妻子的性的自由权利称为“个人自由”，将由无数个家庭和谐连结而成的社会稳定视为“社会秩序”的话，上面的疑问涉及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比较与衡量问题。
3、 传统文化目前能够接受吗？ 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国历来都是以家而非个人为基本单位，强调的是人情与人伦而非人权，以和谐的人伦关系为理想典范。倘若一个妻子跨越整个家庭宗族人伦网络，将置身于偌大姻亲人伦关系网中而受到众多批评责难。因此，漠视妇女在家庭宗族网络中的地位，而只知“空降”婚内强奸的法律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
文章进一步表示，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究竟应当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社会为本位，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应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的渐变等等诸多环节。只是我们丝毫不必隐讳，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本位的社会，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集体，依附于社会，个人独立人格缺乏。
文章还指出，在正常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种强迫性行为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夫妻之间发生摩擦，一时怄气，或者是妻子处于不适宜进行性行为的特殊时期，或者可能是双方感情破裂，只是还没有提出离婚请求等等。但是，无论是由于哪种原因，都不应当认定为“婚内强奸”，针对具体的情况，夫妻双方可以进行调解，或者认为婚姻没有存续下去的必要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或者一方的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或故意伤害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并且已经分居的情况，虽然双方已经分居，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离婚请求，说明双方还在维系这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为“婚内强奸”并不妥当。
五、在现实背景下“婚内强奸“说不通
据《中国社会报》2000年3月29日报道:“上海性社会研究所中心对全国14个地区7786人的调查，丈夫要求性交，妻子不愿意而丈夫有强迫行为的，城市居民占20.56%, 农村居民中占17.6%” 。那么说全中国则有20.56%至17. 6%个丈夫因机械套用刑法第236条规定，均得进监狱里“走一回”，这样一来，按目前各地监狱规模还得扩大几十倍，才能够装得下这些犯有“强奸妻子罪”的丈夫。而且强奸罪为重罪，并非“不告不理”，如果机械套用刑法第236条， 那么只要司法机关掌握婚内“线索”和“事实情况”，就得依职权行使立案、侦查、拘留、逮捕、公诉、审判、执行权。其后果将是造成家庭不稳定、 社会不稳定。 家庭不再是夫妻间“避风港” “温馨的安乐窝”，而是“娶妻如取虎”，丈夫们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哪天妻子不高兴，自己就进了监狱。从立法和司法践实上看，确立“婚内强奸”也不是方向。
我国的现行刑法以及1979年的刑法，对丈夫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主体，都没有排除或者规定。但专家提出配偶权、夫妻忠实的依据是:第一、 男女之间有互相忠实、互相扶助、互相继承遗产、相互间有同居等权利。从理论上讲，结婚是一种承诺，是男女双方许可对方有在遵守道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同配偶性交的权利，同时也有满足对方性交的义务，对承诺应该实现。第二，从制度上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姘居、通奸等行为违背了一夫一妻制的规定。第三，从国外的立法来看，许多国家都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故保护公民的配偶权很有意义。所以，确定配偶权自然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了。在国外，一些国家和刑事立法明确规定，丈夫强迫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例如，德国、瑞士刑法典就把强奸罪的对象限制为无夫妻关系的女性。在美国某些州，强奸罪仅仅是指男方未经除自己妻子以外的女方同意，使用暴力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民间有句俗话:锅碗瓢勺没有不相碰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夫妻间闹点矛盾，以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不可小题大作。不可把“婚内强迫性行为”当作“婚内强奸”。
因此，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发生性行为不应该构成违法和犯罪。丈夫不经妻子同意，违背妻子意志，采取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原则上不能作为犯罪来对待，情节特别严重的，可按虐待家庭成员罪来处理，但不应列入强奸罪。如果夫妻因感情确已破裂，诉讼离婚的，法院调解同意离婚的，只要一方拒收《民事调解书》或者调解不成判决离婚的，在判决书尚未生效期间，或者一方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未作出维持离婚判决之前，他们的合法婚姻关系仍然存在，此时丈夫强迫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仍不能构成强奸罪，如后果严重的，可按侮辱妇女罪处理；对于已领取结婚证明，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行为的，或者夫妻因感情破裂长期分居，而丈夫采取强迫手段与妻子发生性交，仍不能构成强奸罪。
在现实背景下，将婚内强奸不作犯罪处理可能是一种无奈的但却是理性的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决定着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自由，人将更为独立和更为个体化，刑法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也将更为有力。由于丈夫与妻子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和家庭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婚内强奸的界定非常困难，惟一标准是盾丈夫有无违背妻子的意愿并且是否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来达到目的，可这家庭婚姻内部的隐私问题，法律怎能分得清哪次是妻子同意的，哪次是违背妻子意愿的? 哪些是情节属暴力或威胁，哪些情节不属于暴力功威胁? 综上所述，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被解除，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仍然互为家庭成员，不管是正常的夫妻生活中，还是在离婚诉讼期间，只要法院的裁判文书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解除，丈夫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交行为，都不能构成强奸犯犯罪的主体，情节严重的，应按虐待家庭成员、伤害、侮辱妇女等罪定罪判刑，“婚内强奸”不应该存在。
总之，“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是“婚内强奸”，如果将这种本应由道德调整的关系，硬要升用法律来调整，我认为弊大于利，不是立法的方向和本意。

【参考资料】
①《新刑法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孙国祥主编，1999年6月出版。
②《民法学》王作堂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重版，Ｐ521。
③《婚姻法教程》扬大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④《婚姻法教程》扬大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Ｐ3—4。
⑤《心理学》伍棠棣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⑥《中国社会报》 2000年3月29日三版刊登《上海判决我国首例“丈夫强奸妻子罪”》作者:胡喜盈；《“婚内强奸”在我国为数甚多》作者:金瑛； 《能否将婚姻分成正常和不正常两个阶段》作者: 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吴平；《判决会给今后的司法实践带来困惑》作者: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法院钱小兵； 《婚内妇女有权拒绝丈夫性要求》作者: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沙运萍；《强奸罪的关键就是违背了妇女( 包括妻子)的意志》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


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许多资料和书籍，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贵州省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提高扶贫效益，根据《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国办发〔1997〕24号）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贵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贫资金包括：国家每年下达的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渴望工程资金、扶贫贷款（含新增扶贫贷款和收回再贷扶贫贷款）、中国西南世界银行扶贫项目贷款，以及地方配套扶贫资金和国内外捐赠的扶贫资金。
第三条 国家投入和地方配套的各项扶贫资金，应当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发〔1994〕30号）和《贵州省扶贫攻坚计划》（黔府发〔1994〕33号）所规定的任务、目标和要求，统筹安排，配套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
第四条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扶贫到户。扶贫资金重点投放到贫困县的贫困乡、村和贫困户，85％的扶贫资金用于解决群众温饱，85％的扶贫贷款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推广小额信贷扶贫方式，优先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经济实体承办的种植、养殖业
项目必须做到项目、资金扶持到户，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其它工业项目必须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和承担相应的扶贫责任。

第二章 扶贫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修建乡、村道路，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扫除文盲和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防治地方病等。
第六条 以工代赈资金，重点用于修建县、乡村道路、基本农田、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工程，以及农村通电、通讯和生态综合治理等。
第七条 渴望工程资金，主要用于修建小水窖、小水池、小山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修建引水、提水设施，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
第八条 扶贫贷款是专项用于扶贫，需要在一定期限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信贷资金。扶贫贷款包括扶贫贴息贷款和一般扶贫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全部实行小额信贷，用于贫困户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项目；一般扶贫贷款除主要用于种植业、
养殖业小额信贷到户项目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外，可适量用于有利于改善生产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和项目，主要包括：荒山、荒坡、荒地、荒水的开发利用，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商品生产基地及支柱产业；能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大量安排农村贫困户劳动力
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县、乡、村输变电线路、小水电建设和有还款来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寨和农户，开展劳务输出，实行异地开发或移民。
收回再贷扶贫贷款要与新增扶贫贷款配套使用，原则上70％用于种植业、养殖业项目，30％用于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一般工业项目的续建、超概算、流动资金和新建。
第九条 中国西南世界银行扶贫项目贷款，用于该贷款扶持县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劳务输出、农业、二三产业、项目监测和机构建设。
第十条 地方配套资金中，省级配套资金全部用于国定贫困县扶贫贷款扶持的项目配套；地、县两级配套资金，重点用于贫困县扶贫贷款扶持的项目配套，也可用于非贫困县贫困乡、村的扶贫开发项目。
第十一条 国内外捐赠的扶贫资金，除捐赠方有明确要求外，全部用于国定贫困县改善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与解决温饱直接相关的种植业、养殖业生产。

第三章 扶贫资金的管理
第十二条 扶贫资金实行计划管理。省接到中央扶贫资金分配方案后，省扶贫开发办根据各贫困县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程度、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和配套资金落实比例、到逾期贷款回收情况，于15个工作日内商省计委、省财政厅、农业银行省分行及有关部门提出分配方案，报省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审定后，除扶贫贷款计划外，一次下达到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省计委、省财政厅根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的分配方案，分别按程序下达具体计划指标。农业银行省分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下达的扶贫贷款计划和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的分配方案，将扶贫贷款计
划及时下达到农行各二级分行，并抄送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各地、州、市在接到省下达计划指标后，依据省下达计划的原则和要求，于10个工作日内将计划指标分解下达到各贫困县，并将分配方案报省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省、地、贫困县配套资金应达到国家扶贫资金总量的30％。其中，省配套15％，地（州、市）配套10％，县配套5％。配套资金应在国家扶贫资金分配计划下达到县后两个月内全部落实，并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按比例配套。
第十四条 贫困县在使用扶贫资金中，如果出现不按规定使用或使用缓慢以及配套资金不落实的，地（州、市）扶贫开发办、计委、财政局和农业银行二级分行在征得省扶贫开发办、省计委、省财政厅和农业银行省分行同意后有权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 每年10月底以前各级扶贫办和农业银行要完成下一年度的扶贫贷款项目的立项工作，并尽快完善项目前期工作，为农业银行择优投放作好项目准备。扶贫项目的立项，按《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贵州省切块到县扶贫贷款项目审查立项办法〉和〈贵州省扶贫工业项
目审查立项办法〉的通知》（黔扶贫领字〔1998〕6号）和《省扶贫开发办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关于申报1999年扶贫贷款项目立项的通知》（黔开办发〔1998〕55号）精神执行。
第十六条 省、地、贫困县财政厅（局）和计委安排的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及以工代赈资金项目，要抄送同级扶贫开发办；农业银行对立项项目经评估可行审批放贷后，要向同级扶贫办提供贷款投放的统计资料，以利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管理。
第十七条 贫困县当地经济实体和其它经济组织承办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一般工业项目，自有资本金不得低于项目总投资的20％，县外经济实体和其它经济组织承办的不得低于30％。
第十八条 扶贫贷款利率严格执行国家利率政策和规定。企业贷款，实行按季收息；贫困户贷款，实行按半年收息。
第十九条 扶贫资金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要实行严格的扶贫资金年度审计制度。每年要对重点项目和反映问题突出的地方进行审计。扶贫资金的审计以各级审计部门为主，各级扶贫开发办和资金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搞好扶贫资金审计工作。各类扶贫资金，要保证及时足
额到位，严禁挤占、挪用、截留扶贫资金，不准改变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范围，严禁用扶贫资金建办公楼、买汽车等，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于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凡转移、挪用、拖欠、挤占扶贫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并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凡贪污扶贫资金的，要
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问题严重的地方要减少或停止下一年度的扶贫资金。
第二十条 对用扶贫资金安排的项目，经审计、检查出有违反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政策和规定的，资金管理部门要终止新的资金注入。待问题查清改正后，确需注入资金的，按原立项权限报批后，资金管理部门方可注入资金。

第四章 小额信贷的发放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小额信贷扶持的贫困户必须是建卡贫困户。本着自愿的原则，4－7户贫困户组成1个联保小组，5－8个联保小组组成1个中心组，相互联保，形成利益共同体。扶持对象的确定，由农户申请，村委会审议，乡政府审查，县扶贫开发办审批。扶贫贷款的发放，由县扶贫
开发办将扶持对象列表造册报农业银行县支行，农业银行县支行按照贷款条件审查并由农户办理扶贫贷款申请有关手续后审批发放。对扶持对象得到的扶贫贷款和贷款偿还情况，由村委会负责定期张榜公布。
第二十二条 贫困户项目的选择，要在扶贫攻坚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实行农户自报，中心小组筛选，乡政府审查，县扶贫开发办和农业银行县支行审定。项目选择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相对集中，形成规模。
第二十三条 加大小额信贷投入力度，从1999年起，切块到县扶贫贷款80％用于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扶贫贷款使用期限一般为1至3年，滚动使用，拓展覆盖面，使更多的贫困户得到有效扶持，努力提高扶贫贷款的使用效益。贫困户贷扶贫款2000元以内担保有困难的，可投
放信用贷款，自有资金有困难的，可灵活掌握。
第二十四条 县、乡有关部门要帮助小额信贷农户做好项目选择、技术人才、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种苗种畜、牲畜防疫等服务工作，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保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十五条 为了加强对小额信贷的管理，各乡（镇）政府要有一名副乡（镇）长具体分管小额信贷工作。乡（镇）财政所、农业“三站”（农技站、农经站、畜牧兽医站）要抽人组成小额信贷扶贫工作站，专门负责小额信贷扶贫工作。

第五章 扶贫贷款回收和扶贫项目竣工验收
第二十六条 盘活扶贫贷款存量，搞好收回再贷，是增加扶贫投入的重要途径。要实行投入与效益、放贷与回收挂钩。每年年初农业银行省分行根据扶贫贷款到逾期数额，分地区下达回收计划。收回的扶贫贷款在地区贫困县范围内调剂使用，由地（州、市）农业银行二级分行与扶贫开
发办协商，并按照扶贫项目申报立项程序逐级报批。
第二十七条 各级政府（地区行署）、扶贫开发办和有关部门要做好扶贫贷款回收和存量管理工作。按照信贷双方商定的贷款期限，贷款到期前，农业银行县支行要书面通知借款人准备归还贷款本息，小额扶贫贷款由乡（镇）小额信贷扶贫工作站负责发送通知书。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
归还贷款的，借款人必须在到期前15日内向开户行申请贷款展期。经批准展期的贷款在展期内不加罚利息。担保贷款、抵押贷款展期必须由保证人、抵押人出具继续担保的书面证明。借款人未申请展期或申请展期未获批准，其贷款从到期日次日起，转入逾期贷款帐户。
第二十八条 搞好扶贫项目竣工验收。扶贫贷款项目竣工后，由承办单位向县扶贫开发办和项目主管部门申请验收。申报前要自验考核项目是否达到预定目标，并如实上报材料。凡由省、地（州、市）扶贫办审查立项的项目竣工验收，必须有省、地（州、市）扶贫办、农业银行和有关
部门参加。验收结束，要对项目进行评价，写出验收报告，报上级扶贫办、农业银行和项目主管部门备案。
以工代赈项目的验收，按省以工代赈项目管理办法办理。

第六章 扶贫资金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监督方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发〔1996〕12号）、《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业银行扶贫贷款管理办法》（农银发〔1998〕99号）、《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
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省发〔1996〕29号）、《贵州省扶贫攻坚计划》和本办法，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进行监督。主要监督方式为：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对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监督；各级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对同级扶贫办、财政、计委、农业银行进行监督；上级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对下级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进行监督，下级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对上级扶贫资金管理决策进行监督。
第三十条 监督内容。主要是：使用扶贫资金是否执行国家和省的扶贫政策，是否执行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完成投放计划，是否达到了预期效益，是否尽了扶贫义务，是否履行借款合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过去有关扶贫资金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解释。



1999年1月29日